肃穆与舒缓——《汴都赋》之政治立场与宋代市民娱乐

周邦彦在中国文学史上以词著称,与苏轼、姜夔、辛弃疾并称"宋词四大家",然除词作以外,其实周氏的他项著作并不少,北宋陈师道《古今词话》、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均认为邦彦乃因"杂著俱善,惜为词掩",故其文不传,据今人罗忼烈整理分析,周氏诗文除诸书偶引诗篇诗句或篇名外,完整的文章仅存四篇:《汴都赋》、《重进汴都赋表》、《敕赐唐二高僧师号记》、帖子一通,分别收录于南宋吕祖谦奉敕所编《皇朝文鉴》、南宋王明清《挥麈录·余卷》、《严陵集》与《三希堂帖》,汴都一赋献赋动机与时间,文中涉及内容并衔接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等多角度之考察,揭示《汴都赋》通篇是一赞颂北宋神宗自熙宁二年推行新法以来的政绩之作,即是对新法美言,可见周邦彦在北宋新旧党争中:至少他对新法之施行并非决然的反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的。

周邦彦《重进〈汴都赋〉表》系年考

周邦彦的《重进〈汴都赋〉表》不仅是其四六文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周邦彦生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王国维以来,学者都认为王明清《挥麈录馀话》记录失实,将此文系年于哲宗朝元符年间。通过对《重进〈汴都赋〉表》的文本细读,及其与宋代其他史料的互证,可以证明王明清对此文的记述基本属实。周邦彦重进《汴都赋》一事当发生在徽宗朝政和七年六月十八日面见徽宗以后。这也为考察周邦彦党附蔡京之史实与提举大晟府之时间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