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序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一书将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在沈钧儒研究中不失为颇具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举动。作者帮助读者"知人",也在尽力论世,指出,西方原创性的宪政传统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的宪政民主却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不同的文化范式与现实需求决定了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逻辑的特殊性。

沈钧儒“我是中国人”手迹里的家国情怀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法学家、原民盟中央主席,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抗战时期,沈钧儒等先生勇赴国难,为争取民族团结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南京市博物馆藏有一份沈钧儒手迹,为我们了解那段峥嵘岁月、感悟先贤家国情怀提供了见证。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钧儒的宪政实践及其思想

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两点半，几个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西探和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侦探闯入愚园路桃源坊51号沈钧儒的寓所，拘捕了沈钧儒。他神态自如，毫无畏惧。他说，为了抗日救国，早已准备坐牢杀头。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逮捕“七君子”，是因为沈等响应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后来，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于次年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

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思考

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它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 ,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的一种制度性选择 ,在体现和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政治协商制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民主宪政建设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宪政”与“民主”的表达(1940—1947)——基于数据库统计的中国宪法思想史研究

据1986条期刊篇名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在1940至1947年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当中,宪政与民主的话语具有时效性、背离性和场域性三大基本变化规律。宪政话语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呼声,民主话语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诉求。毛泽东洞见民主主义潮流是一种可以汲取的政治资源,可用以对抗政治上的敌对力量,统合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从而构建新的国家体制。以此为思想基础,他提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论断。在近代中国,宪政与民主要完成制度设置与价值关怀的双重社会功能。在人民主权确立以后,重要的是政体的建设。中国宪政建设面临的难题是在价值上重塑新文化,在实践中强化政治家责任。

中国宪政为何难实现——宪政与富强、民主、文明之关系的历史思考

中国的宪政追求已历百年 ,考察制宪史与著名人物的法制观念 ,发现中国宪政史与富强诉求密不可分 ,宪法曾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也一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宪政追求的功利主义倾向明显 ,宪政本初意旨即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常常被忽视。也正基于此 ,人们宪法观念的形成 ,也常常被漠视或误导。宪法观念的缺失 ,真正与宪政直接相关的民主自由的追求的匮乏 ,或许正是中国宪政追求历经百年而仍未真正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的思考——兼论宪政民主论的实质与危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要实现这一"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任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鼓吹所谓"宪政民主"的价值观和言论,照搬西方宪政治理的道路,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无助于甚至有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要素。

论抗战时期沈钧儒的宪政思想与政治主张

沈钧儒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旗帜、民主政治的斗士。抗战时期,沈钧儒本着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积极发动和参加民主宪政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宪政思想,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审判事业的奠基者——沈钧儒

沈钧儒,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沈钧儒"一生从事宪政运动",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民主宪治思想,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旗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民主 依法治国 人权保障 宪法至上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之路

高举社会主义宪政旗帜，是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革命和建设传统所必需：高举民主、法治、人权的旗帜并付诸实践，是我国取得经济发展奇迹和精神文明、社会文明。

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中国特色的双向民主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一直都在追求中国特色而避免走前苏联东欧改革同样的道路,尤其是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昭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路径：即坚持基层民主与国家层面的宪政民主相互协调,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是两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又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基本的民主形式。

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为指导,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全面 推行普遍的民主选举制度,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建立新型党政关系和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新民主主义法制 建设,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宪政实践的主要内容,为新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论中国政治市场开放进程中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建构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固有之义,关系到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成败,中国最高决策层有意识地选择上下互动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这同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有别,但这条路径选择并没有消除民主政治发展战略中基层民主优先和宪政民主滞后的矛盾。当务之急是在民主政治实践中高度注重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论40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大致可以经历三个阶段:1."九一八"前后的"人权运动"和国民党的民主政策使民主知识分子得到初步整合。2.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兴起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而运动的失败又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一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的民盟全力投入到宪政运动中,但最终与宪政运动一起受挫。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的发展有如下启示:1.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是交织互动的;2.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说明中国宪政与政治环境之间关系的特殊性;3.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也揭示了政治现代化中宪政与政党关系的一个悖论。

一部研究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好书——读《宪政视野下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研究》有感

＂政治发展＂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他们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执掌政权的统治阶层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向着某种既定政治模式的过渡。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先在中国提出＂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并写入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在抗战时期爆发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政治领导者,适时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使运动达到了新水平。虽然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和阻挠,民主宪政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这一运动巩固和扩大了民主力量,进一步动摇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为战后中国政治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主史研究的一朵奇葩——《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评介

由我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姜平教授撰写的《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一书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力作，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和总结中国近现代民主宪政运动及其经验教训的学术专著，在当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发展社会主义民...

中国民主宪政的百年风雨进程——写在我国第一部民主共和宪法公布100年之际

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我国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自此至今百年来,我国的民主立宪历经坎坷曲折的前进之路,民主宪政建设处于艰难推进与跌宕起伏的进程。对于我国的百年民主宪政史,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考察:即民国时期的五次立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立宪,社会主义时期的四次立宪。我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能不断发展、趋于完善。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宪政化执政方式探析

20世纪初,宪政和宪政体制建设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获得很大发展,其宪政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受其影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已取得执政权的局部地区依法执政的宪政意识已经开始显露、孕育,并融入了党在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执政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

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是中国首个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宪政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宪政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极其不利的背景下的伟大理论创造,曾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并对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我国政权建设起到重要指导作用。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饱含政治智慧,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