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沦》新论——现代中国文学主体与自我的建构,“五四”、性书写与现代性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郁达夫于1921年发表的《沉沦》始终为学术界、评论界所关注。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文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等多种方法与视角考察了这部经典作品对现代文学发展脉络和中国文学“感性现代性”、浪漫主义写作模式的意义所在。

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引来的浪漫主义作品。其中的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包含大量的对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引用。与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虽然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作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但是,他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西方文学的文本引用,至今看来依然可圈可点。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

一些看起来像是文学史料的出版物其实展开的却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因为它们确立了对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叙事的规则。但“强调细节和资料性”,并不必然地具有开放的特征,如《持灯的使者》和《沉沦的圣殿》两书就表现了为历史叙述设定规则的强烈倾向,从而体现了某种历史性“焦虑”。其中涉及到的诗歌史写作问题还包括:一、“诗歌崇拜”和“反崇拜”的悖论问题;二、是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从而清理出某种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持一种较大包容性的论述方式,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三、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价值与限度问题。

文化震惊与“文化恋母”——从异国文化视角重读郁达夫的《沉沦》

长期以来 ,人们对《沉沦》这部作品的感受与理解不无偏差 ,其原因是对主人公及作者处于日本那样一个陌生而异质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化震惊”感缺乏足够的认识与考察。而主人公在孤苦无依的处境中萌发了对祖国强烈的依恋与怀念之情 ,与其说是“爱国主义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恋母”现象。

论“五四”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沉沦》

郁达夫《沉沦》中的"身体叙事"在五四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这是为过去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可以从对文本内外所存在的三方面问题的分析得到揭示:第一,"灵肉冲突"的主题认定反映了作者和研究者们对主流话语认同的心态,而文本自身所展示的普遍的人性问题却被遮蔽。第二,身体叙事作为一种"私人叙事",其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作用是思想言论的直接影响无法替代的,但在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成熟的时期,它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和难以避免的尴尬。第三,"国家之爱"使得《沉沦》获得了更高的价值,但这种"国家之爱"却具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它由怨恨心理转换而来,而文本对个人欲望和国家话语的嫁接存在明显的裂隙。

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

郁达夫《沉沦》的创作源泉是:(1)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对郁达夫早期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2)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对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产生了影响;(3)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留日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4)郁达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失衡使他产生了创作上的冲动。

沉沦与反叛

影响,即是有目的地吸取的结果。新文学对外国文学进行借鉴的目的就在于冲破旧的文化束缚,酝酿自己的芬馥。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觉醒而又未找到个人出路的青年在沉沦或反叛中表达了自己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的苦闷和不满。

三声部的混响——小说《沉沦》文本探析

小说《沉沦》自诞生即争议不断,非议不断。周作人、钱杏等人的批评解读影响深远,但也颇有可争议之处。苏雪林的批评"批评",得之重视文本而警惕过度阐释,失之机械庸俗攻击作家。郁达夫本人说法,亦多自相矛盾。从文本探析来看,《沉沦》文本中除第三人称"他"的声部,还包含了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的声部;"他""我""你"高度紧张、矛盾而嘈杂混响,呈现"他之病"、"我之病"、"你之病"以及同一个主体的病态,此即《沉沦》文本结构的本真和语言形态的事实。

从创作动因看郁达夫《沉沦》的思想意义

从郁达夫的心理动机,尤其从他的“性倒错”行为出发,可发掘出《沉沦》更加广泛、深刻和个性化的价值内容及其意义空间,这是一个关乎社会、文化、生理、心理和文学等的重要课题。

“唯美”与“颓废”之死——关于《银杏之果》与《沉沦》之接受的比较研究

同样作为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在五四文坛传播的产物,《银杏之果》与《沉沦》在同为"自杀"的故事情节中,表现出大相径庭的艺术趣味和人生追求:《银杏之果》明显体现了注重精神情趣的沃尔特.佩特的"刹那主义"的影响,而《沉沦》则在对"外在压迫"和"悲痛感"的强调中走向"颓废"的反抗,凸显出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观与人生观。

论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他”

在郁达夫小说《沉沦》中,"他"展示了小说核心内涵,"他"最令人关注,也最让人争议。"他"性格诡异,忧郁和孤愤是"他"性格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他"的性格生成严重的"自我拒绝"和"性格障碍"。"他"性格的稳定性和差异性、复杂性和主导性、表层性和深层性,呈现出"他"性格丰富多样性,展现了"他"性格的魅力。《沉沦》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表现领域,首开"另类小说"之风,影响和意义深远。

西方浪漫主义与五四时期现代自我的生成——以《沉沦》为例

西方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自我的生成密切相关。郁达夫的《沉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五四一代基于浪漫主义话语的主体构建模式,对《沉沦》做症候式阅读,可辨析这一主体生成的内在机制及隐含的历史疑难。在展开浪漫主义"自我确立"的意识形态主题后,文本随即显示出自我解构的征兆。主人公以西方浪漫主义话语为资源,将个体确立为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现代自我,但不同于启蒙传统中具有行动力的理性主体,这一现代自我属于感伤式的主体类型。主人公自我确立以压抑历史力量为代价,但历史之力终究撕破文本光滑的表面,凌空蹈虚的主体建构工程也遭遇溃败。作为郁达夫笔下"零余人"的代表,主人公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历史疑难,这使得作品富于国族寓言的意味。

从《沉沦》看郁达夫的早期创作思想

本文试从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入手，分析其貌似“颓废”、“感伤”的早期创作中实际蕴含的忧困忧民的 思想情绪及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

人性美的真实——论郁达夫《沉沦》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代表作《沉沦》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或褒扬或诟病,就其主题探讨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则认为作者注重从人的心灵、情感、人性美的角度来表现和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沉沦》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隐痛,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以及对传统道德抉择的两难等文化社会学价值。

自卑与超越——《沉沦》的个体心理学分析

论文运用个体心理学理论分析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沉沦》体现了郁达夫自卑情结的形成、展露、超越等三个层面。由于郁达夫的自卑情结,《沉沦》引起了"五四"青年的共鸣,它以"感伤的基调"唱出了沦为国际社会中"老幺"的中华民族不甘沉沦的心声。

冲动、压抑、沉陨——论小说《沉沦》的情欲描写

情欲是贯穿郁达夫小说《沉沦》的一条母线。作者通过一些生动具体的小事,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情欲由冲动到压抑最终沉陨的悲剧之旅。传统伦理道德、"五四"特定时代背景、作者独特的社会经历熔铸在一起,成了悲剧发生强有力的催化剂。小说中的情欲描写具有真实而又贴切、浪漫又饱含忧郁、诗情画意交融3个显著特点。

《沉沦》:身体话语与民族国家意识交错激荡的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时期，真正能够代表时代精神且又具有丰厚审美意蕴的作品不多。就小说而言，郁达夫的《沉沦》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作品之一。正如吴晓东所说“鲁迅之外的‘五四’小说，

《沉沦》艺术美新论

由小说内容表现出的青春期性行为反应,探讨了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的审美教育作用;从叙述艺术视角分析了作品的诗化小说特征;从作品的思想及创作手法上考察了作品的现代主义思想和表现主义艺术特征;并从背景、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小说特色的成因。

《沉沦》的隐在结构及其思想渊源

卢梭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虽多有论者涉及却难脱浮泛、肤浅之弊,其因在于缺乏对文本的深邃研析。本文以《沉沦》为艺术个案,挖掘小说的隐在结构,并追索决定这一隐在结构的卢梭思想资源。由文本形式的特殊性而探究其思想渊源,是本文的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