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罚法》的进步：保障公民权 规范警察权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目前表决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与未成年人法的衔接与调适

我国已构建起以未成年人专门法为主体,其他法律为补充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规范警察执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肩负着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任务。新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从严惩处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细化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提升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质效,合理规制严重不良行为。但是《草案》中涉未成年人条款也存在法律原则缺位、保护对象不全面、保护措施不周密和教育措施不明确等问题,对此需结合实际,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专章规定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虐待动物行为”有望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安排,今年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修改。议案提出了多方面具体建议,包括将虐待动物行为纳人该法的调整范围。换言之,离颁布《动物保护法》和《4反虐待动物法》前进一大步。在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海南代表团提出有关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议案。

浅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亮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有五大亮点:立法宗旨发生重大变化;立法内容有重大突破;财产罚独挡一面;与其他法律衔接紧密;详细规定程序,使监督落实到位。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范围、力度有所加强,处罚程序更加规范,在规范公民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有深刻影响,使公安执法机关的许多治安管理行为更加有“法”可依。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技术上的改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出台使我国立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该法并没有对立法技术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这便导致我国一系列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进而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法律文件的质量。《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重要的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大有改进,主要表现在:合理处理与相邻法的关系;适当处置立法授权;酌情控制法规援用;严格规范法律用语;准确厘定调整对象;相对周延规制主体;明确框定裁量幅度;分层设置程序规则;全面拓宽救济路径。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律,一般称为违警罚法,它是各国保障其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工具。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使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以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时有法可依,对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维护治安秩序,需要多种手段,不单是处罚。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治安案件。只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行政管束、调解治安纠纷、量罚趋向轻缓,就能够体现立法宗旨,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问题

新时期我国社会迅速发展,执法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类型治安案件。《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行政管束、治安调解以及量罚等问题,在具体适用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有些应当处罚的违法行为,在种类上有了新的增加;在执法程序上,作了具体规定。这对于正确处理新问题,逐步规范和完善公安执法是一个有力推动。

浅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已成审议热点,这种竞合造成造成执法的随意甚至混乱。文章在分析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法条竞合的实体路径选择和程序路径选择。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

本文以法规实证研究的方法讨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衔接问题。鉴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所调整的行为在性质上有较大的重复性,两者的有效衔接十分重要。考察法律文本,《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在衔接方面存在以下问题: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如何认定其是治安违法行为还是刑事违法行为;对于两法都调整的同一性质的行为,刑罚的处罚下限和治安罚的上限的严厉程度是否相当;两部法律在社会防控功能上的衔接是否体现了层次性以及决定程序方面的衔接是否协调统一等。文章最后根据存在的问题从立法模式、法律解释和程序保障三个层面提供相应的完善建议。

《治安管理处罚法》评析

倍受瞩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新近出台。该法涵盖了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诸多应罚行为的新种类以及单位违法情况,处罚方式多样化,处罚程序规范化,凸显了对私权利的保护和对公权力的限制,尽管偶有微暇,仍不失为我国治安管理立法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治安管理处罚从条例到法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着调整范围过窄、处罚幅度过小、处罚种类过少、处罚程序过于简单等问题,《治安管理处罚处罚法》针对上述问题,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增强与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了许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和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规范了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对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具有显著进步,而且在内在理念上有明显革新。

“法法衔接”视角下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及规范适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产物之一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紧密联系。由于制度效力定位偏差、被调查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内容形式不明、司法机关对特殊情形应对方式不明等问题,使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形成有效衔接。据此,应以从宽处罚建议应然内蕴为基础对从宽处罚建议进行合理定位:个案量刑情节提示的功能定位、不及于人民法院的效力范围定位、权力而非权利的从宽处罚建议权属性定位,并通过强化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向互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相对概括的实体从宽处罚建议为内容这三项措施,确保从宽处罚建议的规范化适用,消除“法法衔接”时的阻碍和断层。

秩序、正义与自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彰显法的三大价值

2005年8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使秩序、正义与自由这三大法的价值得以彰显,这一法律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以及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条冲突与衔接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条冲突和衔接问题,对于准确惩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这冲突是由我国的立法模式等多重原因造成的,由此引发的刑事犯罪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不明确、不统一的问题,不仅给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带来困难,也会引发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通过采取制定司法解释、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方式,以期解决两部法律间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日显重要。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如何发挥解决法条冲突的作用也成为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反恐怖主义法》的适用冲突与衔接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反恐怖主义法》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在同类违法行为的定性以及处罚的力度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导致两法存在诸多冲突,需要从法律适用、立法完善等层面解决两法的冲突问题,以更为合理的处罚力度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惩处。

海峡两岸治安管理处罚法制之比较与借镜思维

台湾地区的"法务部"为有效遏阻违法酒驾继续危害社会,曾建议其"内政部"效法大陆地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社会秩序维护法",增订酒驾条款,冀图以行政拘留之处罚手段,以防制酒驾再犯。大陆地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台湾地区的"社维法"均将拘留纳入处罚种类,两者均属行政罚,区别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行政拘留规定,系由公安机关裁处,而"社维法"之拘留须由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定。双方治安管理法制各具特色,有值得彼此借镜相互学习之处,亦均有检讨改进之空间,有必要做更进一步比较分析,以供参考。

自杀事件中起哄闹事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释

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可能损害多种法益。基于对经验素材的分析,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按照行为损害的利益内容不同可分为期待型、谣言型、阻碍型三种,主要可能损害自杀者的人格尊严法益、自杀现场作为"原有功能场所"以及作为"救援场所"的双重公共秩序法益、自杀救援人员的履行职务法益,从法律解释的社会目的方面考虑,不应认定起哄闹事行为损害了自杀者的生命法益。根据损害法益的不同,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有不同的规制路径,该类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42条、第50条,不宜径行适用第26条,即不宜认为该类行为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从而适当限缩"口袋法"的适用,使制度发挥更加清晰和精确的法益维护与法律教育功能。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部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实行就已经建立,至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发布,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已较完善。在我国,历史上就创制了独立的违警罚制度,分析研究其起源和演变,为我们把握新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实质提供了历史和理论基础。

论治安管理处罚中“社会服务罚”的增设

"教育与处罚"是治安管理处罚的重要原则,要实现"教育与处罚"的有机结合,就应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增设"社会服务罚",通过法律解释来界定服务的内容;公安部制定《公安机关实施"社会服务罚"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内部加强信息共享以完善相应配套制度,从而构建良好的法律秩序。

浅析普通侵占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为切入点

97年立法者将数额较大的侵占行为归入刑法予以制裁,填补了侵占罪这一法律空白,而时至今日,数额较小、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普通侵占行为只能依靠民事法律予以调整,尚不处于公法的调整领域,使得在实践中对该类行为打击不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笔者将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出发,分析这类侵占行为和其他平和占有型侵财行为,试述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治安管理处罚的必要性,最后就完善该类行为的行政制裁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