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句经》概貌考

《法句经》是上座部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较为忠实地记录了佛陀的说法。《法句经》义理深厚,被佛教徒视为修行中不可逾越的佛典。《法句经》在漫长的历史流转中形成了巴利语和梵语两个系统,并引起了世界范围佛教研究者持久的高度关注。作为第一部通篇采用偈颂为表现方式的汉译佛典,《法句经》形成了一种平易质朴、善于说理的偈颂风格,与大乘佛典偈颂的优雅典丽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句经》对教内外偈颂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也谈《法句经》的偈颂及其文学性

学界普遍接受禅诗的源头可追溯到汉译佛典中的偈颂,或以为《法句经》即其源头。吴支谦翻译的《法句经》的确具有极大的特色,其偈颂翻译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有开创意义。但是,无论是在印度或中国流传的佛典,《法句经》却不是偈颂创作的源头。支谦的译本,其根据是巴利文系统的《法句经》,而巴利文本今存。本文即通过支谦译本与巴利文《法句经》的对比,论述支谦译经的特点及其译本的文学性。

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敦煌遗书《法句经》略考

中土之人借托佛言编撰之《法句经》(以下简称“敦煌《法句经》”),与藏内《法句经》或“法句体”著作并无关联,亦未收入历代藏经,仅见于疑伪经录,所幸于敦煌遗书中得以留存,现存二十余件写卷,分藏于中、法、日、英等地。本文从五个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法句经》的经名与作者,现存抄本与疏本,内容与结构,及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约而意显 文而不越——重读支谦《法句经序》

《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文本尚存的翻译理论文章,但国内学者在阐释该序时,通常都低估了这篇译序的理论价值。在重读《法句经序》后提出,该序至少还有三重意义值得强调。该序表明我国译者在公元三世纪初期就已经自觉地开始了翻译研究;该序触及了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后来纽马克所说的“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问题”,而“翻译的主要问题从来就是直译意译的问题”;该序说明直译意译从来都是共生共存、互补互彰的。《法句经序》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法句经序》汉外翻译的隐化

《法句经序》是中国3世纪的优秀佛教作品,是中国最早的翻译理论文章。自19世纪末迄今,英国人毕尔用英语、法国东方学家列维用法语、中国香港学者余丹用英语在不同年份翻译了《法句经序》。本文对《法句经序》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译本,从译者身份、翻译策略和隐化分析三方面进行翻译学研究。他们的翻译虽都采取了相同的隐化策略,但其不同的译者身份:纯粹的牧师或纯粹的学者这样的单一翻译身份,译者加今天和过去译学者的复合身份,使他们译文的隐化量和隐化分布结构不同。确定不同译本的隐化量和隐化分布可以看到《法句经序》历时译者的隐化互补。不同译本的隐化量和隐化分布的分析和确定还可以落实不同译者的隐化交叉。

《法句经序》学习补课

翻开任何一册中国译论史,几乎总是可以见到《法句经序》(多为节选),毕竟该序是我国现存最早带有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征引或理解《法句经序》时常有扞格,结果让读者每每不知所从。本着疑义相与析之精神,本文对《法句经序》的文字、断句和标点等简作考订或探讨,同时就其价值谈谈个人意见。

和田本犍陀罗语《法句经》的发现与研究情况简介

1.1犍陀罗语佛经的发现与研究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之间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由于当时阿富汗内战而导致的经本外流。这些研究主要包括:1)由美国华盛顿大学邵瑞祺(Richard Salomon)为核心的团队,此团队目前已经出版了7部专著(Salomon,2008)(Lenz,2010)与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在编写相关犍陀罗语辞典。(2)此一团队主要处理的是大英图书馆搜集品(The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部分。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重识《法句经序》的翻译诗学观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翻译史论和译论文献,《法句经序》实乃中华译论之发轫,故钱钟书视其为严复所倡"信达雅"三难之本源。然而后来学者解读该序言时因断章取义而出现了一些误读现象,因此有必要重识该序言,旨在正本清源,挖掘其传统中华翻译诗学精神,向西方译界展示中华传统译论之魂,为中西译论平等对话提供理论资源。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观出发,通过逐句分析,认为该序言既阐明了有关《法句经》翻译的五个问题,证实了钱钟书先生之论断,同时也表明了支谦"求信"、"求雅"的翻译诗学观,揭示了翻译诗学与本土诗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法句譬喻经》词语札记

《法句譬喻经》是汉文佛典本缘部的一部譬喻性故事经典,其中保留了较多东汉魏晋时期的口语词。本文选取该经"安施"等十几个词语进行考释。这些词语或其义项,为《汉语大词典》所失收,或者已收但引例偏晚。试图为汉语词汇史及大型历时汉语词典的编纂及修订提供一些资料。

敦煌写经仪式考——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书写仪式、传播模式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文章从写经功德入手,先考述佛典所载之写经仪式,再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经由对于书写者、传书方式等内容的探讨,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

从《法句譬喻经》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阙失

《法句譬喻经》是汉文佛典本缘部的一部譬喻性故事经典,其中保留了丰富的中古时期的口语词。本文以《法句譬喻经》中的词语为例,通过对照《汉语大词典》相应词条,从词目漏收、义项缺失、书证迟后和释义不确等方面例举说明《汉语大词典》存在的一些疏漏。

书道博物馆藏《法句譬喻经》词汇异文初探

《大正藏》版《法句譬喻经》与现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法句譬喻经》残卷相互比较,存在较多词汇异文。从常用词替换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它们的词义和使用情况的变化,观察四例常用词替换异文现象,为中古常用词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法华文句》的四种诠释方法——与吉藏的诠释方法的比较

对平井俊荣《关于法华文句成立的研究》中提出隋智额《法华文句》中的因缘释、约教释、本迹释、观心释的“四种释”，是依据吉藏《法华玄论》和《法华义疏》而成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并进行论证，认为《法华文句》的四种释并非完全脱胎于吉藏。

书道博物馆藏《法句譬喻经》校勘小记

现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内的《法句譬喻经》残卷为西晋法炬及法立所译出,不仅在语汇和语法方面对研究中古汉语有较高的语料价值,对于中古的字词使用也有重大研究意义。文章选取常用词替换、同素逆序、脱文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中古汉语字词在用法、意义演变等方面的价值。

《法句譬喻经》异文考释

异文是指同一文献在不同版本或篇目中出现文字歧异的现象,对古代文献具有诠释、勘正等作用。本文从版本异文出发,选取了《法句譬喻经》的7异文进行考释,分析其异文出现的原因,对其进行勘正,以便于对《法句譬喻经》有更深入的了解。

《法句经序》的域外阅读

作为佛经翻译首篇序言和具有宗教学、翻译学、文学研究价值的《法句经序》,1876年起被翻译传布到域外,然而,当下学界对《法句经序》的域外阅读鲜有关注。本文查考《法句经序》毕尔译文和列维译文发生的文本和文化语境、特征及其原因等,发现其文本语境是巴利语和汉语《法句经》的西传;文化语境是基督新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翻译过程具有国家翻译实践和学术性翻译双重特征。《法句经序》域外阅读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对于当下增强文化自觉、坚持立中融西的文化立场,积极推进中国传统译论“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法句譬喻经》残卷断代研究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法句譬喻经》残卷是有一件带有“甘露”年号及“酒泉城”等地理位置题记的写经。在综合研究史料和比对残卷字体字形的基础上,判定该卷的抄写年代不会早于三世纪晚于五世纪。

支谦《法句经序》研究的译学新视野

笔者用扩大视野、转变焦点之法研究支谦《法句经序》。《法句经序》是一篇完整的译论，序头和序尾都包含了文论和译论所不可缺少的信息，尤其是序尾论及了会译法以及《法句经》吴译本弥补以前译本漏译缺陷的增订合编与审定做法，是十分重要的译论。研究《法句经序》不该掐头去尾留干，不顾整个语篇的意义；也不应该只重视序千里某几个醒目的字词，而不顾整个句子的意义。应该重新全面系统地研究《法句经序》，具体分清哪些是文派支谦的主张，哪些是以维祗难为代表的质派意见。

敦煌草书写卷校勘举隅——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保留了大量唐代通行的草书字。敦煌遗书出土后,P.2325号《法句经疏》被收入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85卷,可惜录文并不完整,且错误较多,很多地方严重影响了文意。文章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从写卷之误释旁注、《大正藏》录文中字词之误判及所涉之形近字三个方面择要梳理敦煌草书写卷校勘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以期为敦煌草书文献之整理研究提供宝贵参考,并为古文字学及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之训诂学提供原始资料和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