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兼评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至上不代表法律信仰,法律不具有被信仰的超然品质。借助于宗教模式建立法律信仰,指望人们像信仰神一样信仰法律,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法律不能解决精神和心灵方面的问题,把法律拔高到信仰的高度,将会伤害国家的法律制度和人们的内在信仰。

法律不堪承受之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对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进行全面评析,针对当前所谓法律信仰的喧嚣讨论作出澄清,评析本书建构法治社会的现实意义。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缺失与建构——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谈起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信仰的法律退化成了僵死的教条,这是伯尔曼所处时代西方社会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淡薄、法律信仰严重缺失的重要问题。中西法律传统的差异提醒我们,要建构法律信仰必须明确其内涵和偏误、培育法治精神和树立法律权威、转化和融合传统法律文化和道德信仰,而不是盲从西方社会以弥合法律与宗教之间出现的巨大鸿沟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危机。

中国的“新时代”: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法律与宗教》一书由梁治平先生于1987年第一次翻译。[1]该书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全书正文仅8万字上下,半天可读完。据说本书让梁治平先生初读之时产生不可抑制的惊异和喟叹,以致他下定决心将其译成中文以飨国人。或许他当时只是出于作为一名学者所与生俱来的一种学术悸动,但是后来的情况却是该书成为中国学者案头必备、文中常引的经典读本,特别是书中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不知道俘获了多少法学学者以及学子的心。

法律信仰与法律权威——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法律信仰如何形成，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是何关系？

形式意义上的中西古代法律宗教性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学者伯尔曼在1974年出版的《法律与宗教》一书中系统阐释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随后在《法律与革命》和《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等著作里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作者看来,法律并不只是一个规则制度,宗教也不只是一套信条和仪式。〔1〕“法律与宗教被看成既是人类本性又是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2〕即“泛化的宗教和法律”。

西方的宗教-法律与中国的艺术-伦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在中国学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些格言式的论断，比如“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早已频繁地出现在法律学者与学生们的笔下和口中。在笔者看来，这本由4篇演讲稿汇集而成的仅仅8万字的著作，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较大的影响，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以极其精练的语言，成功地揭示了西方文化（而不仅仅是西方法律）的一个本质特征：以宗教一法律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同时，它也揭示了西方人以宗教一法律为皈依的生活方式。在这本书中，伯尔曼先生一咏三叹，以预言家和圣者的口吻，探析了西方宗教与西方法律的共通性，论证了法律离不开宗教、宗教也离不开法律这样一些相互关联的命题。

试论构建中国的法律信仰──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启示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和以大规模立法为主要特征的法制建设时期，但是其中普遍存在着法律情感薄弱和法律信仰缺失的危机。借鉴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渊源和现代社会发展中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理性分析，发掘现代法律和信仰的深层联系，从而提出在当今中国应当建立具有神圣性因素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建构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的法律信仰；那么就要在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寻找途径，把中国法律源头之一的神圣性因素——“礼法道德”引入到当代的法律中去，使得我国法律在普通民众心中能够唤起民族意识和归属感，从而具有一种本民族的神圣性，为中国民众所信仰。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是有很大意义的。

“法律信仰”危机与选择:伯尔曼的问题与方案

在法律能否被信仰的争论中,大多数批评意见并未针对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所面对的问题本身。在阐释西方法律所面对的危机时,伯尔曼是从整体性的角度来进行回应的,而法律的整体性危机与法律的规范性问题也紧密相连。不同于其他论述法整体性的思想家,伯尔曼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并将法律与宗教做了类比,由此在法律信仰的基础上把握作为整体的法律。伯尔曼以法律信仰来克服整体性问题,用超越性视角来统摄法律的事实与实践,这是将规范性诉诸于信仰的方案。回溯法律整体性危机产生的思想脉络,厘清其中概念间的相互关联,或许有益于澄清"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语境下的应有之意。

远山的呼唤——翻译《法律与革命》第二卷的一点感想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我们的法学界，这个论断如今已经是一句朗朗上口的格言。它缘起于梁治平先生翻译的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一书；而伯尔曼先生在汉语法学界的影响，

法治信仰·法治思维

法治应不应该被信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不对头,制度就建不好,就是建好了,也执行不好。人们常说,心不正,好经也能念歪了。因此,制度建设和执行中,比体制机制问题更最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思想问题。 一是法治信仰问题的产生。法治信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当代中国关注,现实原因是国家迫切需要法治,但法治还不够给力,需要从思想方面分析其根源;理论争鸣则始自一本书的一句话,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其名著《法律与宗教》中写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梁治平译,原文是＂Law must be believed,or it will not work.＂）。

坚定信仰 不忘初心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法律人耳熟能详的法律“谚语”出自哈罗德J·伯尔曼所著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哈罗德J·伯尔曼（1918年-2007年）系美国人，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爱莫雷法学院教授，是世界知名的比较法学家、国际法学家、法史学家、社会主义法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