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传》与行传体的创立

记载晋唐僧人西域南海巡礼求法的旅行传记专书,以成书于东晋末的《法显传》年代最早,文体最端正。其在文学上的主要功绩,在于行传体的创立和纪行之书六朝范式的确立。自从有了《法显传》,后出诸书就纷纷仿效,直到北宋初,旅行传记仍代有作者,而其最早的文体源头,即是东晋高僧法显的《法显传》。此书乃纪行之书,所用行传体属古行记系列,对此书这两个方面意义的揭示,自然也离不开古行记的文体史研究和辨体研究。

《法显传》与《清藏》经版

首都博物馆收藏《清藏》经版一套,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在整理经版过程中,核对出其中收编的《法显传》一卷,千字文编号为“书”字。经版是两面刻字,《法显传》共用经版17块。文章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法显出行的时代背景、《法显传》研究历史概况、《法显传》与《法显行传》的关系、大藏经版本及《清藏》版《法显传》诸有关问题略做探讨。

法显与庐山慧远--以《法显传》为中心

东晋时，平阳（今山西临汾）沙门法显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远游天竺，历经万险，不惜身命，携经而归，此壮举在中国佛教史上亦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法显回国后，“竹帛疏其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自记游历天竺之经过，即今之《法显传》。《法显传》之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部佛教徒的自传，

《法显传》4个早期英译版本的比较考察

《法显传》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求法僧游记之一,已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特别是英文。但中国学界对《法显传》的英译情况了解不深,所述常有疏漏错误之处。基于此,着力向读者展示19世纪问世的4种《法显传》(1848-1886年)英文译本的具体情况,包括译者、出版机构、出版时间、译本特点等。

从《法显传》看佛典词汇的中土化

一般认为,汉译佛典是口语进入书面语的中介。但在实际过程中,汉译佛典的词语对中土文献词语的影响是逐步的,渐变的。率先受到影响的,是一些与佛教有直接关系的中土文献。《法显传》作为一部中土佛教撰述文献,它对于我们了解佛典中的词汇是怎样进入全民语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以其中若干佛典词语作为对象,来考察《法显传》一类的中土佛教撰述文献在佛典词汇中土化进程中的作用。

《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笔者旅印期间见到了《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觉得这不仅是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也是佛学界和佛学研究中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

《法显传》不能作域外称中国人为“秦人”的例证——《辞海》“秦人”条纠错

有些学者认为,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做法一直沿用到晋时。该观点以《辞海》为代表,它的例证是《法显传》。这个问题连研究《法显传》的章巽先生也没有细究。但是,仔细研读《法显传》后发现,法显在称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多个政权)时,概念使用极其严谨:(1)称北部中国为"秦"(源于十六国的"前秦""后秦",而非"秦国""秦朝");(2)称南部中国为"晋"(源于"东晋");(3)泛称全中国则为"汉"(源于该时期以前的统一王朝),在个别情况下为"中国"。在第三种情况下并不使用"秦"的概念。由此可见,在汉语典籍中,当时并没有以"秦"来称"中国"的用法。《辞海》等的观点是没有仔细研读原著造成的。

试论《法显传》中的外来词

东晋时期的西行求法僧人法显所著游记《法显传》是研究中古汉语的一部重要的文献,其语言受到了汉译佛典语言的影响。其中的外来词主要包括佛教词汇和异域文化词,是我们考察语言接触现象的一个绝佳范本。

五世纪初南中国海—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图景——以《法显传》为中心的微观考察

东晋高僧法显(337-422)的《法显传》(《佛国记》)成书之前,中外尚未有任何亲历南海—印度洋航线的实况文字流传下来,法显的《法显传》是第一部。它记录了法显399年西出长安到印度求法,离开印度渡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爪哇(今苏门答腊岛)等地,直至412年从中国青岛登岸的历程(399-412)。其记载的是在印度洋沿岸和印度洋—南中国海上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当时的中外政治关系、海上贸易、采珠生活、宗教信仰、季风利用、天文航海、船舶技术与水平、洋面海盗状况等内容,对今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法显行程与《法显传》的成书

东晋高僧法显及其所著《法显传》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有关《法显传》成书及与成书过程密切相关的行程节点问题,学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通过重新审视已有文献,发掘其隐匿的内涵,才能得到更接近真实的结论。可以看出,法显出发和归国的时间分别是隆安三年年底前和义熙九年七月十四日,这是法显随时记录、积累素材的阶段;“请法显一冬一夏”的“刘兖青州”是刘道怜,法显是在彭城而不是去京口度冬夏,此乃法显开始整理并撰写《法显传》初稿的阶段;慧远不仅与法显有交集,且为其《法显传》题跋,这是《法显传》定稿的阶段。可见《法显传》的成书是法显不断记录积累资料,归国后先陆续撰写成初稿,然后经慧远劝令修改的长期创作过程。

《法显传》的文学性解读

《法显传》在文学归属上,因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法显传》最适合归入宗教文学。在文学表现上,《法显传》纪实性与情感性兼具,白描与工笔结合,文风简洁朴实。在文学影响上,《法显传》为后世文学开辟了新的表现空间,也蕴涵着丰富深湛、可供阐发运用的人文价值。

《法显传》及《佛说大般泥洹经》总括范围副词考

《法显传》总括范围副词主要有"皆"、"悉"等十一个,法显所译的《佛说大般泥洹经》略多一些,有十三个。没有超出中土文献范围。它们以修饰动词谓语为主,也可修饰形容词谓语。"皆"等少数几个还可以修饰判断句的名词性谓语。两书中的总括范围副词多为双指多项副词,语义主要指向主语,部分后指宾语。这些都与中土文献所使用的总括范围副词基本一致。两书中存在总括范围副词同类连用现象,连用与单用在语法意义和语义指向上没有太大区别。

关于《法显传》中的婆罗门教

《法显传》（一作《佛国记》④）是一部佛教典籍，作者法显是一位东晋的佛教僧人，该书主要叙其在西去取经途中的种种见闻，所载为后世重视。在《法显传》中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关于当时婆罗门教的消息，值得注意。今试说如下。

《法显传》书名及其版本述略

本文是对《法显传》一书诸多异名及其版本的初步梳理。引用古今典籍、著述约八十种,归纳出《法显传》的名称有十六种之多,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1.以叙述者为主题的命名,如《法显传》;2.以叙述内容为主题的命名,如《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3.兼顾以上两个方面的命名,如《释法显游天竺记》。关于《法显传》的版本,本文从大藏经本、近今注译本、丛书本、古抄本与单刻本以及外文译本等五个方面做了初步的汇总。

《智游列国漫记》相关引文的若干疑点--以《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为中心

在根敦群培大师一生撰写的许多经典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部分引文无法找到原文或引用有误。文章《智游列国漫记》中将圆测和玄奘混为一人,源于蔡巴贡噶多吉之《红史》,此后被《夏嘎巴自传》等后期教法史文献以讹传讹。本文对《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原文进行一一对比的基础上,就引文中的部分译误进行校正。

《法显传》对中国古代描述地理学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描述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法显传》不仅提供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理分区,而且法显在旅行中非常关注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同时还注意辨别方向,确定高低,并不同的量度对其进行了测量。此外,它对于南亚次大陆地区地名的保存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我国东晋高僧法显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文化巨人。他的旷古奇书《佛国记》早已译成英法等多种外文。作者旅印期间欣然见到该书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在本文中重点分析了前者的得失。

从语言接触看《法显传》中“V+(O)+已”句式

东晋时期的西行求法僧人法显所著游记《法显传》是研究中古汉语的一部重要的文献,其语言受到了汉译佛典语言的影响。通过对《法显传》中"V+(O)+已"句式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汉译佛典中一些新兴的语法现象首先是通过《法显传》这样一类由具有汉语母语背景的译经者所著的佛教撰述,逐渐扩散到中土文献中去的。

鲁迅抄校《法显传》与其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之关系

鲁迅1916年抄校《法显传》是他与法显的一次精神遇合。法显的取经和译经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主动“拿来”的壮举,而鲁迅一生从事翻译和学术等工作,是对法显“拿来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鲁迅抄校《法显传》与其佛学研究紧密相关,也与他的小说研究有关,是他中断佛学研习、坚守学术研究的一个标志。抄校《法显传》既是鲁迅对自己此前大量研读佛经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探索自我精神世界,坚守文化学术事业的一次发愿。法显的求法行动与精神对鲁迅的佛学研究和思想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是他的佛学研究和文化志业的一个榜样。

东西方自传文学中的两颗启明星——法显《法显传》和奥古斯丁《忏悔录》在文学性方面的比较

《法显传》和《忏悔录》是东西方早期宗教发展的两面镜子,皆以传播宗教信仰为宗旨,但两者在叙事结构、心理活动与外部事件、叙事中的哲理思辨与传奇色彩、在"我"与"无我"中体现出的人物性格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其突出成就使之成为东西方自传中两颗熠熠闪亮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