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识形态的塑造

构建与法治中国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需要反思以往政治意识形态所存在的问题。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难以满足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这就需要用法治话语代替政治话语系统。法治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摆脱庸俗辩证思维,还需要改变现行的改革观,即从改革法治观向法治改革观转变。法治改革观结合了形式与实质的现代法治观,强调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作用,主张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

以法治手段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面对错误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法治是坚决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司法实践中涉意识形态案件的不断出现、霸权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所谓“法治”行为等决定了以法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必要性,以法律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各个国家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法律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其具有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实践探索、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决定了以法治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可能性。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立法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进程中,既要完善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立法,也要形成满足意识形态需求的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

新年画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民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塑造

新年画是一种兼具娱乐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传播媒介,具有承载政治诉求、宣传新政策、传递新思想、展现新生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等多重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融入新年画的创作、传播中。具体来说,党通过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探讨、展览活动等方式,努力做到新年画形式的通俗化和内容的日常化,再凭借新年画独特的图像符号叙事和艺术魅力深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实现民众的政治动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的传播,转变社会风貌产生了积极影响,最终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加强意识形态教育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初中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之一,如何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不断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伟大工程。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软实力支撑作用。我们要坚定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完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动态管理,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联动,全面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法治保障,以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策研究

引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还直接影响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如何有效防范和应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厘清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概念界定,精准分析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表征,在此基础上从法治保障、技术支撑和正面引导3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强化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应对,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的三重逻辑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具有遵循依法治国、保障国家安全、惩治网络乱象的时代逻辑;法治共识、人民立场和坚持党的领导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必须遵循的理论逻辑;健全法治规则体系、优化法治实施体系、提升法治意识素养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必须坚守的实践逻辑。

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

公民意识尚未普遍确立，是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优越性，决定其能够为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提供最有力的根本性内在支撑，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不可缺少的坚实基础。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推动精神文明上新台阶和法治国家早日建立，就必须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并推进其意识形态化，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

意识形态法治化及意义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权力运行失灵的有效方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势在必行。然而,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树立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并将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方案进行法治化塑造。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国社会需要在法治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决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确定深化改革的措施,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转型。

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

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成效明显，但问题、困难与制约也不少。针对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加强和改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论完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保障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法治化程度与其“极端重要的工作”地位不相称,存在大量立法空白,亟须完善以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美国、德国、部分中东欧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意识形态立法实践从正反两面表明,完善意识形态安全法治保障不仅有助于巩固政权合法性、推进国家凝聚和社会整合,还有助于为制度变迁行稳致远保驾护航,并提升政权在思想领域应对挑战的能力。完善意识形态法治应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意识形态工作内在规律性,既要理直气壮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上升为法律,也要严格规范法律工具的范围与程序,并充分考虑复杂严峻的外部气候。现阶段首先应完善关键立法,使其有法可依,建议我国立法机构借鉴域外经验,研究制定一部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综合法来担当意识形态安全基本法。同时,强化文化产业、宣传教育、纪念活动、正史保护、红色资源、智能算法等关键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法治布局,逐步厘定不同国家机关所负有的意识形态安全义务。

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阵地。主流意识形态大致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并重塑受教育者的政治观和价值观。社会主义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情感的沟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是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而形成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具有直接的主导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二,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中国的法治发展;其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

稳步推进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法治化

要通过宪法和法律构筑起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防火墙,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推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化、法治化作为保障意识形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制度支撑点,扎扎实实、稳步推进、力争实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依法治国与意识形态建设密切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的"法"包含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双重意涵。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基于执政党与国家两个层面交融展开。借助推动党建的法治化、保障人民利益的法治化、贯彻平等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确保建设渠道法治化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法治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形式。法治原则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困境主要有意识形态建设领导责任不明确,意识形态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明显,意识形态与学术存在混淆的倾向,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科学认知与有效保障乏力,以及新时期对媒体、文化事业、有关社会组织的管理不到位。相应地,需要构建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理论基础、道德基础、实施基础。

现代性、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辨析现代性的蕴含为梳理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视野,在此视野下具体分析了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分析,而且应该放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法治秩序的辩证关系中予以考察。本文认为现代法治既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法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避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片面性。

法治与革命意识形态

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这一重要意识形态基础的冲击,主要来自两大挑战,一是“后意识形态”思潮对于法治国家政治倾向性的冲击;二是社会主义失误而造成的对于革命意识形态建设性的怀疑。因此,把握当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乃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一项极富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的工作。

论干部塑造对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制意义

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里,党的干部是政党保持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也是意识形态的担当者,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国家建设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是相统一的,其本质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制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为党的建设发展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塑造研究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错综复杂,高校部分师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通过剖析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主体重塑的理论应然性和现实必然性,探寻高校意识形态主体塑造之系统策略,从而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