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传统社会的民间组织与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以《泰泉乡礼》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组织在广大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黄佐在其《泰泉乡礼》中对此多有记述。由《泰泉乡礼》,可见传统国家通过编织民间社会在乡村社区建立了多层面而又相互贯通的道德教化网络,藉此,在广大乡村构建起“心悦诚服”的统治秩序。以《泰泉乡礼》为参照,当代新农村建设不应忽视道德教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更须格外关注。

《泰泉乡礼》“化乡”的治理精神及其事功路径初探

《泰泉乡礼》是明代香山宿儒黄佐以史官直笔的手法,博采朱熹《家礼》等众家之长以筑基“化乡”的著述。该书立教“推家及乡”,宗本“新三纲”的治理理念,聚焦“化乡以礼”“礼耕人情”“治理以事”的数理和合之维,因循“四礼”以契机“乡里之教”的入乡随俗,很好地达到了“礼下庶人”的治理效能。同时,“斟酌五事”的具体实践,在事上磨砺中报本返始,不离原始儒家“三纲八条目”的伦理教化鹄的而又能随时代需要而做“迁善导俗”的数字化新诠释,找到了一条切近“乡治”以“端本厚俗”的知行路径。

朱熹《家礼》与黄佐《泰泉乡礼》对比研究

朱熹《家礼》是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一部居家礼书,分为冠婚丧祭四礼。《泰泉乡礼》是明代“礼”向下层社会迁移的一部重要著作,内容也包含了“四礼”内容。比较两本书的内容,不难发现由宋及明,家礼书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把乡约内容与家礼结合起来,《泰泉乡礼》在对朱熹《家礼》继承的同时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以俗化礼,如增加乡约、社仓、士相见礼、乡射礼等内容,这些内容明显更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更加符合国家崇化人民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