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花取露:西方药露知识及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香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西方的香料自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在唐宋时期尤盛,其中有一种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蔷薇露,深受时人青睐,但阿拉伯通过蒸馏制取蔷薇露的方法并未在中国被全面接受。阿拉伯的蒸馏技术传入欧洲后,与本草知识结合,于16世纪产生一场以蒸馏为标志的“医药革命”。明末入华耶稣会士熊三拔以当时欧洲著作为底本,编译《药露说》(附于《泰西水法》刊行),专门对药露的功用及蒸馏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不仅使欧洲药露知识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也使蒸花取露的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士人继而以各种花草制作了名目繁多的药露,药露亦逐渐被吸纳为中药制剂的一部分。西方药露及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反映了阿拉伯、欧洲、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

利玛窦墓园的前七年(1610-1616)

利玛窦墓园是象征明末清初文明互鉴盛事的地标性建筑。墓园建成初期的历史至今仍较模糊。利用《熊三拔日记》、传教士间的通信、年信等西文史料,结合中文档案,还原墓园中最初七年的历史,并通过这些活动阐示墓园在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晚明内阁阁臣郑以伟与西学

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中国士人多乐与之游,郑以伟即其中之一。郑以伟与徐光启同年入阁,在晚明西学东渐中的角色长期被忽视。文章首先对郑以伟的生平、著述,及其与传教士的交往过程进行爬梳;其次,对集中体现郑以伟西学观的《泰西水法》《七克》二序,进行教内、教外版本互证和文本细读。序中他一方面赞扬了水器的民生价值和“七克”维持世教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自诩为传教士的诤友,与原书著译者熊三拔、庞迪我进行商榷,例如将宗教与科学置于对等地位,质疑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并认为天主教“七克”不如周敦颐“主静”说触及根本。这些分歧导致了教内版本对二序文字的篡改,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与文本的多层次性。

17和18世纪阿基米德螺旋泵向东亚的传播

耶稣会士在17和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对水利技术的影响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例如,传教士熊三拔与中国官员徐光启合著了《泰西水法》(1612年),这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提水装置的书籍,其中详细描述了阿基米德螺旋泵。阿基米德螺旋泵在中国和朝鲜的影响较为有限,但就日本而言,这种螺旋泵早在1637年就用于佐渡岛的金矿排水。19世纪后期,西方人接触到描绘日本采金过程的手工着色画卷,这才了解阿基米德螺旋泵在日本的应用。这些画卷揭示了阿基米德螺旋泵的各类应用,而相关知识显然源自《泰西水法》中的制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