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编,戏剧何为 评话剧《活动变人形》《皮囊》

在戏剧陷入原创力薄弱的困境时,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似乎是长期以来一条行之有效的“缓兵之计”。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为舞台创作者们打下良好的基础,又能凭借自带的盛名天然地吸引观众、保证票房。因此,无论从艺术还是商业的角度来考量,文学改编仿佛都是通往佳作的“终南捷径”。这大约也是近年来文学改编之作频繁出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原因。

略论王蒙《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矛盾性

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是一个极具丰富性、复杂性的人物,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化间产生一系列矛盾之举。“头、身、足”的异位使倪吾诚既无法实现生活理想,也无法回到传统生活。在倪吾诚的众多矛盾性中,“言行不一”是一个突出特征。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的今天,借倪吾诚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分析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状况,并寻找中西文化友好交流的有效途径,希望能引发一些有益的思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承担文化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

空间理论视阈下《活动变人形》中的异化现象解读

王蒙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建构了多重空间,并在20世纪40年代中西、新旧文化交汇的背景下,反映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中存在的异化现象。《活动变人形》主要描写了倪吾诚及其家庭成员在文化冲突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从空间理论和异化理论视角探究小说,可以揭示小说人物在三重空间中形成的异化关系:心理空间中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家庭空间中人与他人的疏离关系;社会空间中人与社会的脱节关系并由此探寻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层结构的审判和反思。

倪吾诚: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双重“零余者”——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倪吾诚对传统文化采取决绝的激进的"革命"姿态,但在中西文化的夹击下,他成为一个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零余者";倪吾诚自小有"革命"的因子,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在极左思潮的文化环境里,他倒是如鱼得水;然而,对于中国社会的"革命"来说,他总是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双重"零余者"。

现代中国的杂糅半觉式典型——论话剧《活动变人形》中的人物形象

话剧《活动变人形》呈现了一组中国现代话剧舞台上从未有过而意义重要的中西方跨文化典型形象。多重灵动场景装置以及在舞台边缘处为倪藻设置的双重叙述者位置,便于观众对倪吾诚的现代知识分子跨文化旅行产生距离感与疼痛感相交融的多味体验。下跪仪式宣告倪吾诚家族生活改革举措遭遇挫败。倪吾诚、姜静宜和姜静珍共同构成一组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倪吾诚属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一位半知半觉式典型,存在崇西贬中症、原因误认症和知行分离症等特征。其典型性格生成的原因有经济原因,真正深层而致命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始体验情结"原忧"的作用力。该剧透过倪藻的理性反思让观众想象跨文化旅行的新未来。倪吾诚作为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应当是现代中国典型人物画廊里一个无可替代而寓意深远、可与前辈典型相媲美的独特艺术典型。

历史的反思与接续——析王蒙《活动变人形》

本文试图对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进行解读。小说试图审判反思"五四",却沿用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框架与逻辑,并在分裂与冲突中将它们呈现为失效的存在。然而通过将分裂与冲突归绺于文化的"下等"成分,重又肯定了中西文化的主体部分的价值,于是,小说在审视与批判了"五四"之后,又表达了对"五四"的认同,表现出承继的姿态。并且,小说在以"五四"与80年代"现实"进行类比与对照之余,以对其间"断裂"的历史滑稽化、表层化的叙述,补足了历史断层间的空白,在"五四"与80年代之间成功地实现了对接。

特定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集体思考——谈《活动变人形》及其批评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以下简称<活>)自公之于众的那时起即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它被当作一个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契机和分析中西文化碰撞的典型,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被称为那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创作及其评论所构成的热点,与新时期社会氛围有密切关系,作者对经历的反思方式也值得再认识.

王蒙:百年历史反思的经典奉献——再论《活动变人形》的思想与艺术

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既是王蒙创作道路上一部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王蒙对民族百年历史深刻反思的经典奉献。作家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文化、历史、人性和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形象的思考和深刻的反思。作品通过倪吾诚的家庭纠纷和争斗,写出了资本主义与封建家庭的极端腐败和溃灭,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软弱性,人民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改造中国文化形态的艰巨性。同时也写出了在这种蜕变期里,知识分子及没落地主分子的绝望、扭曲和痛苦。

浅析《活动变人形》中王蒙的审父意识

《活动变人形》中所体现出的王蒙的审父意识,在某种层面上说隐含着时代内涵。他审视父亲时,有着明确的文化、社会批判意图,着力揭示盲目崇外与追求个性之间根本就无从关联,认为父亲用盲目、愚昧至极的方法去满足个性张扬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滑稽可笑的。他的这种"审父"绝非颠覆、怀疑和拒绝那么简单,而是进行了理智地审视、批判和重塑,试图找寻一种理想的父子模式。同时,他还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审父不是为了逃亡,而是为漂泊的灵魂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和栖息地。

周姜氏:天使还是魔鬼?——《活动变人形》中姜静珍形象新论

周姜氏是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一个悲剧女性,通常对她的关注都是站在倪吾诚的角度把她视为一个深受封建伦理压迫的变态形象,实际上这种简单结论与文本多处细节不符,周姜氏的悲剧并非一个封建伦理悲剧,而是一个抱有古典式爱情理想的痴情女子的悲剧,她的"守志"从根本上是出于对爱情的坚守,而她的变态既与她的爱情观有关,也受时代环境影响,在事实上表达了一种命运悲剧观。

《围城》与《活动变人形》幽默讽刺风格比较

《围城》是幽默大师钱钟书的经典之作,《活动变人形》是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优秀作品,这两部小说不仅在故事背景、人物、情节安排上有不谋而合的设置,更在幽默讽刺手法上有鲜明的可比性,即与心理描写相结合而形成的幽默讽刺;智慧化与日常生活化的幽默讽刺;运用不同修辞手法的幽默讽刺。从中可看出钱钟书高超、娴熟的幽默讽刺技巧,以及王蒙对现代幽默讽刺手法的吸取和对当代幽默讽刺风格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

绝望的反抗与时间价值的失效——《围城》与《活动变人形》比较

《围城》与《活动变人形》分别是钱钟书和王蒙的代表作,二者在内容上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在结尾艺术、象征意象、叙述视角方面又有很大差异。从而显示出其主题思想存在不同。《围城》是哲学—生命层面的,《活动变人形》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显然前者要比后者深刻得多。其原因表现在作家气质、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现当代作家中的同类题材中也有类似现象。

父与子的启蒙和革命——读王蒙《活动变人形》

发表于1985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无论是把它放在王蒙所有的作品中,还是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都是较为特别的。小说通过写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与一个老式家庭的琐碎故事,展现了20世纪中国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和思想变迁,并且通过家族叙事与历史叙事巧妙结合的形式,彰显了王蒙对个人与时代、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

文化与人的痛苦——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散论

《活动变人形》通过塑造倪吾诚这个文化边缘人的形象,折射出文化启蒙的沧桑历程,表现了知识分子欲反叛传统而自身又浸淫其中的巨大痛苦,也透视出知识分子从文化的痛苦中再生的理想。

如何阐释“水落石出”?——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我一向对文学评奖结果抱着一种极为赞赏,而又极为谨慎的态度。赞赏出之于它对推动文学创作的作用,而谨慎则由于对其结果的怀疑,因为我一向觉得在目前可能存在的评奖氛围和过程中,不可能评上去第一流的创作。与此同时,我极欣赏的一句成语叫“水落石出”,一般的解释是“水低落下去,水中的石头就露出来”(引自某成语小辞典),似乎是比喻一种结果的。但是我不喜欢这种解释。我宁愿把它解释成一个过程。

析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零余者”悲剧形象

20世纪80年代,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小说主人公倪吾诚身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夹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对西方文化的仰慕,以及自身内在的矛盾冲突,都使他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悲剧形象——“零余者”。倪吾诚的悲剧是个人、社会和历史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而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成为中国当时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同向歧异”——《活动变人形》和《陆犯焉识》的并置阅读

《活动变人形》和《陆犯焉识》皆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但两者的创作旨趣各有所向。通过《活动变人形》和《陆犯焉识》的并置阅读,可深入探究两部小说在叙事伦理和两性关系上的不同处理方式,从而窥见两位作家的独特价值观念和创作指向。两部作品都蕴含"弑父"思想,但王蒙在反思自我与审视父辈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解构和颠覆着父权,而《陆犯焉识》则通过"弑父"体味20世纪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限度;在对两性关系的处理上,王蒙最终指向对男权社会的审判,而严歌苓则超越了男权压制的思维限度,把女性塑造成为拯救知识分子的救赎力量;王蒙旨在呼唤对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定位,严歌苓则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寄托。

《活动变人形》的结构艺术

“叙述学”的小说批评有一个观点,即,小说写得好不好,动不动人,有没有艺术水平,关键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如何叙述;艺术性的不向关键在于叙述的不同。①这样的观点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深刻的片面”。但是,叙述学批评所关注的不只是文学创作的终端——作为“文本”的小说作品,而是透过平面的凝固的形象系列,还原作品得以完成的操作过程——主要是艺术构筑的处理方式,从中发现小说世界与作家意图之间的诸种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较一般的批评方法更为准确地揭示出产生于特定时空中的小说作品的潜在意蕴,剔现出小说文本的深层构架。叙述学的批评比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更容易贴近艺术形式本身,又能够避免“新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活动变人形》研究

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成功塑造了倪吾诚和静珍这两个人物形象。小说人物塑造基于作家的现实生活原型,打上了作家现实生活的烙印。通过文本细读法,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