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基督教堕落者和人文主义英雄

在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主人公浮士德博士具备双重形象:他既是基督教堕落者,又是人文主义式的悲剧英雄人物。该剧作创作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换的过渡期,浮士德博士的复杂形象反映出基督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冲突。该剧作遵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戏剧原则来塑造人物和情节,通过引发读者对浮士德博士经历的情感反应,塑造出经典而感人的悲剧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编辑出版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变迁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其作者克里斯托弗·马洛去世11年后才得以出版,而手稿早已遗失,而且在1604年和1616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其后的修订和再版中编者各持已见。因此在该剧的文本编辑和文学研究中一向争议不断。本文以《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史和版本研究史为例,讨论文艺复兴作品的版本问题,进而探讨20世纪以来的编辑实践中涉及的文本权威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渗透了西方文本观的变迁,因此《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史衍变反映了文学观及文本观的深刻变化。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注定的悲惨结局

克里斯托弗·马洛作为著名的戏剧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主题——欲望注定了浮士德博士的悲惨结局。马洛运用多重语言上的技巧向观众展示这部戏剧的主题:“终结”这个词的叠用,语言的组织风格,浮士德博士说话的方式,以及“会”“能”等与欲望有直接关联的词语的复现。除此之外,马洛也将这篇戏剧赋予了现实意义。

浮士德的博学与虔敬——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基督教伦理

克里斯托弗·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具有一种近乎哈姆雷特式的自省精神。在异教学识与宗教虔敬之间,黑色和白色魔法之间,浮士德做出了一系列艰难的抉择。《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极富张力的戏剧表现形式,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博学与宗教虔敬之间的两难处境。可以说,如果浮士德只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渎神者或叛教者,该剧的悲剧内涵将会大打折扣。

“时流的明镜”——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世俗性

马洛版《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沿袭了关于人吃禁果而堕落的主题。该剧未及描写弥尔顿式的英雄,也没有像斯宾塞那样刻写一部道德书,更未像莎士比亚那样写实地描写人世一切冷暖情仇,而是人在宇宙中能享有的一切可以享受的世俗内容。基督教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尽善、尽美且无欲,但浮士德这个人物的重心却在于他对世俗物质的渴望,成为了马洛笔下的另一撒旦。浮士德对世俗欲望的追求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免除精神枷锁以后的现世精神和享乐主义态度,这正是人文主义者对人之身份的索求。虽然违背了向上、向善的古典主题要求,本文重在以体会时代精神的角度,以反映论(即镜子说)来参详这部通常认为反伦理的经典剧作,以作为一种新的解说途径。

无家可归的孤独者——从“家庭”角度解读《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浮士德形象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戏剧代表作之一。通过文本细读,浮士德与家庭之间“爱而不得”的复杂关系,即原生家庭的缺失、向魔鬼索妻的失败、对怀孕的凡豪特公爵夫人一家的欣羡、试图与海伦建立虚幻色彩的家庭,揭示出浮士德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悲苦孤独者。无家可归的浮士德形象愈发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也愈发加深了该剧的悲剧意蕴。

神圣与世俗之间--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欧洲巫术文化传统

克里斯托弗·马洛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无法调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剧中主人公浮士德博士未能得到救赎的结局体现了欧洲巫术文化传统在该时期的强大力量。本文以该文化传统作为解读戏剧的切入点,阐明浮士德博士的黑巫师身份是其无法得到救赎的根源,并探讨了身处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浮士德博士等人文知识分子,在追求无限和卓越的同时,面临欲望失控、无法突破自身局限的焦虑状态。

老子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理论集中在道家经典著作《道德经》中。老子的哲学理论性强、比较抽象。《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悲剧之一。反映了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表象形式生动活泼，能够愉悦观众。虽然形式不同，但老子和马洛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浮士德身上达到了思想的一致——敬天知命。

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看人性中的软弱和败坏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这一经典乃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人的灵魂的救赎或灭亡在于自身的抉择。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映照着人类的某种悲剧。人性的不可善化不足而恶化有余。人类若追求世俗的权术和虚荣,必然产生败坏;人类若追求真理灵魂,注重良知,必然产生崇高。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研究

马洛创作的浮士德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英雄。对其悲剧的理解应当置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语境之中。浮士德的悲剧在于其追求理想和世俗生活中的罪恶性与这一时期的秩序观,基督教新教信仰和人文主义世俗理想的冲突以及其自身理性和欲望的对立冲突。

由悲剧到荒诞剧——谈《浮士德博士》等三部西方小说的悲剧主题

本文讨论了《浮士德博士》等三部西方小说的悲剧意识。

马洛与歌德笔下浮士德的悲剧性之比较

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炼金术士浮士德,已成为西方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几百年来,诸多作品都围绕浮士德这一形象展开,其中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歌德的《浮士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若按亚里士多德和朱光潜的悲剧理论来解读,《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浮士德》两部作品的悲剧起因、净化作用以及生命力感等都不相同,其在悲剧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理性悲剧《浮士德》: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诗剧《浮士德》以百科全书式的多样性 ,向世人展现了它所张扬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生命应在追求、超越中获得升华的理念。同时 ,它以巨大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和人性发展的悖论 ,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一种普遍的“悲剧性”宿命。《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 ,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 ;既是对人的自信 ,也是对人的怀疑 ;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 ,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启蒙精神的高度与限度——试论理性悲剧《浮士德》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既是对人的自信,也是对人的怀疑;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试论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恶魔性

德国伟大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讲述的是一个面临创作困境 ,以生命为代价 ,与魔鬼签约换取创作灵感的天才音乐家莱维屈恩的创作生涯。恶魔性指的就是艺术家通过与魔鬼签约来获得的一种天才的创造能力 ,与魔鬼签约也就是与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深度遭遇。但是 ,魔鬼又不仅仅是音乐家自身的生命现象 ,即恶魔性的象征 ,它同时还影射了现实世界中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德国现代思潮。托马斯·曼通过对恶魔性的描述 ,影射了德国现代思潮的蜕变 ,因此构成了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和歌德的《浮士德》的不同。

论《史记》和《浮士德》的悲剧超越意识

司马迁通过《史记》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寄托自己的哀怨和反抗,力图用自我的人格力量赋予历史新 的解释意义。浮士德一生永不停息的追求是一种追求永恒历史记忆的行为,以死亡和虚幻的成功赢得的完美又是 浮士德一生用行动检验生命创造力的迫切要求。对悲剧人物的深爱是司马迁对人文精神的追思和觉醒,歌德则从 自我的现实迷失中从历史和未来的深层追索自我。他们既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追思,又怀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 来的肯定性向往。浓烈的悲剧意识让他们都力图从对现实的否定中超越自我和历史,以获得对历史的诗性建构。

贾宝玉与浮士德形象之悲剧冲突比较

贾宝玉这个悲剧人物形象背负着婚恋的悲剧冲突,厌恶经济仕途与肩负家业复兴的悲剧冲突;浮士德形象则承载着知识、爱情、政治、美和事业等悲剧冲突。贾宝玉的悲剧形象侧重外在冲突,浮士德的悲剧形象侧重内在冲突,但两悲剧形象又兼有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暗场冲突和明场冲突的双重特点,也都反映了主体的自由意识和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冲突。通过两悲剧冲突比较,探究悲剧冲突的文化根源和审美意义。

贾宝玉与浮士德悲剧形象之性格比较

贾宝玉具有女性化性格倾向,还兼有叛逆与顺从的三重性格。"天才"浮士德身上体现出追求感性体验的自由个性和勇于践行生命终极价值的创造个性。跨越时空的界限,贾宝玉和浮士德性格有相似之处,都追求最高生命价值,都有过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最终都获得了精神的解脱。他们的悲剧经历和悲剧命运都表达出人类对实现自由与超越的热切渴望,表现了对人性和人格和谐的无限向往。面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浮士德的个性更积极主动,更具创造力。从两个悲剧人物个性中可以看出中西民族性格的差异。

从自我认识的角度分析浮士德的悲剧形象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是歌德的精神自传,歌德通过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在人物与场面的安排与描述中运用对比矛盾的手法塑造了浮士德的悲剧形象,内涵丰富多样。浮士德悲剧反映了歌德一生的思想、经历和感受。《浮士德》是西方文艺复兴个性解放的代表性作品,体现了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是对人生最终价值的思考与感悟。浮士德中的人物形象包含了较多的情感内容,从自我认识的角度分析浮士德的悲剧形象,我们能够获得更多世俗化的启示,领悟更多的人类时代精神。

小说中的音乐书写策略——以《浮士德博士》为例

长篇小说一直是“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场域”之一,“甚至是新思路和新方法的策源地和试验场”。[1]与一般小说相比,以音乐家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主人公是音乐家,因而涉及对音乐的演奏、创作、理解、接受以及作家本人的音乐观点等问题的言说,于是这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音乐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