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洋自由论》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嬗变与路径选择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改变了西方数百年的国家海洋支配思想,其中倡导的“公海自由”原则也为世界各国所遵从和支持,并成为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58年的《公海公约》首次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海洋自由”思想,然而这种实用主义观点本质上是海洋大国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实际运作中损害了国际海洋公平与利益。在全球海洋公域维持了长时期动态平衡的当下,基于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衍生出来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导向也开始由“公海自由”转变为“公海共有”,即海洋公域内的一切存在皆处于共存、共治和共享的互动体系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人类海洋参与原则的“最大公约数”,在构建新的海洋秩序过程中彰显着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雨果·格老秀斯的辩词——《海洋自由论》的发表起因

雨果·格老秀斯(1583—1645)是荷兰人文主义法学家,因其开创了"以国际法来制约国家间的战争"而被尊称为"国际法之父"。他在1609年发表的《海洋自由论》是西方法理学与政治哲学史上第一份以"海洋"为主题的严肃思考。本文从格老秀斯生活的时代、荷兰与葡萄牙海战纠纷来分析《海洋自由论》产生的起因,并对其内容进行概述。

格老秀斯《海洋自由论》与17世纪初关于海洋法律地位的争论

地理大发现催生了人类社会关于海洋法律地位的争论。17世纪初,英、荷等新兴欧洲列强挑战葡萄牙、西班牙对全球海洋的垄断地位。荷兰法学家雨果·格老秀斯顺应时代潮流,从法理角度驳斥西、葡两国的海洋主权论。他的《海洋自由论》系统论证了各国拥有自由进行海上航行和海外贸易的天赋权利;威廉·威尔伍德等同时代法学家则大力伸张各国的近海渔场管辖权。这场争论凸显了欧洲各国在海洋方面对"含括性"权利和"排他性"权利的双向追求,并为此后"公海自由"和"领海主权"这对相辅相成的理念之不断成熟奠定了良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