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为一人领衔主持,众人合撰之著述,其分量和地位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留存本身,标识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人印记。《吕氏春秋》表面上系统严整,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的杂烩,但是其在音乐和天人感应方面的表述,颇具独特的文献价值。《淮南子》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全书文采摇曳。相比《吕氏春秋》,《淮南子》对世事沧桑和政权的存亡兴衰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

术语英译中学者型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关系研究——以《淮南子》两译本中古代天文术语英译为例

2010年《淮南子》两部英译本问世,分别来自美国学者约翰·马绛团队和中国学者翟江月、牟爱鹏。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本研究对马译本和翟译本中230个天文术语英译的译者行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翻译内两译本均呈现“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的译者行为倾向,仅马译本有“译外超务实”倾向;学者型译者身份下“学者”和“译者”角色对两译本译者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马译本充分保留“学者”特色,翟译本恪守“译者”本分。本研究考察了相同译者身份下译者行为的异同,进一步揭示了译者角色在翻译内外对译者行为的不同影响。

论《淮南子》翻译中的变通问题

《淮南子》作为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其以独特的语言表达和深刻的思想文化而著名。可在译入语中往往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可供借鉴,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变通,才能对之进行有效译介。客观上,变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源,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民族思维、民族身份等四个方面。深入考察《淮南子》全英译文,马绛领衔的译者团队在词、短语、句子、句群等四个层面都灵活运用了变通的方法策略。进而论之,原文的独特性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灵活变通,进行正确地“选择”和“适应”,从而产出在译入语语言文化中具有较强生命力的译文。

《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与译介传播策略研究

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内容广博且深刻,遂成为“融汇百家”“博极古今”的鸿篇。《淮南子》对外传播符合我国提升文化自信的期许,而其传播过程与拉斯韦尔模式相耦合,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应等五大环节。基于拉斯韦尔模式并借助FineBI等可视化工具分析《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发现策略上宜从译介传播媒介多元化、译介传播内容丰富化、译介传播效应正向化等三个方面展开,集结多元力量进一步落实,方能促进《淮南子》有效“走出去”。

《淮南子》设计色彩理论研究

《淮南子》是我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其中包含丰富的设计色彩理论。文章分析了《淮南子》五行色彩学的形成与发展,对其五色审美观进行归纳和总结,探讨《淮南子》设计色彩理论的应用。《淮南子》设计色彩理论研究,是解读文献方法的新尝试,为新时代设计色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哲学家汤一介谈《淮南子》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曾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撰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儒释道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等书,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汤先生虽然对汉代道家典籍《淮南子》并无专门研究,但作为学养深厚、造诣精深的哲学家,却在为《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陈静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所作《序》中,精要阐述了自己对这部“绝代奇书”颇为独特的“哲学家视角”的看法,言简意新,启人深思.

明刻本《淮南水利考》考论——基于丁晏《胡氏应恩<淮南水利考>序》的考察

《准南水利考》是明代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水利文献。基于丁晏《胡氏应恩《准南水利考》序》一文,考察历代目录学文献相关著录,并最终通过《准南水利考》本身的相关记载,认定本书作者为明代述阳人胡应恩。本书版本众多,计有明刻本、顾炎武节录本、清抄本及点校本等数种。顾炎武节录本已非原书面貌,清抄本颇多讹误,点校本更不能反映原书体例特色,故以明刻本为最佳。本文对学界在使用本书时对作者及内容方面存在的失当、失误之处亦进行了考辨。

《淮南子》命名的演变及其定型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综合其他思想编撰而成。刘安最初将《淮南子》定名“鸿烈”,借此名彰显自身学术功绩与政治理想,又称《刘氏之书》。后因刘安谋反,刘向在校书时将其重新定名为“淮南”。经后世流传,“淮南子”逐渐成为通名。《淮南子》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又久经流传,于是逐渐产生了诸多异名,如《淮南内》《淮南外》《淮南书》《淮南记》《淮南鸿烈》《刘安子》《淮南鸿烈解》等。其异名的致因可归纳为编撰者与书籍地位改变、误传、完善信息以及学者自创形成等原因。

明人评《淮南子》考论——以明本《淮南子》序跋、评点为中心

明代是《淮南子》接受、传播的高峰期,大量注本、刻本出现的同时,序跋、评点也随之涌现。明人在序跋、评点中对《淮南子》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内容、文辞、成就地位等三方面,内容广博、文辞奇丽、成就地位崇高是明人在序跋、评点中对《淮南子》的整体认知。明人的序跋、评点,或说理清晰,或见解独到,或深刻新颖,或精辟公允,在《淮南子》学术史上意义独特,不仅丰富、深化了人们对《淮南子》文学价值及其影响的认识,也对后人深入研究《淮南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淮南子》在历史文化传承与翻译推广中的地位与功能——兼评《〈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

《淮南子》汇聚淮河流域思想与价值,融合诸子百家学说。研究发现:《淮南子》在历史文化传承与翻译推广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它在文化传承和翻译推广中发挥功能,通过传承与推广有助于传播古代智慧、促进跨文化交流,为世界各地人们提供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途径。其中,专著《〈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是近期深入研究《淮南子》的最新成果。《〈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多层次解读《淮南子》,采用多样研究方法,强调跨国研究重要性,涉及出版策略、学术认可、副文本与文化传播等议题,不仅为《淮南子》的全球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也为其他中国典籍更好地“走出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创新思路。

利用楚文字校读《淮南子》之“饥虎可尾”

《淮南子》中有句作“饥虎可尾”,在《淮南子》的各个注本中,注家对其多未讨论。现代的译注本中,学者们或把这句话解释为“饥饿的老虎尾随”,或解释为“牵着老虎尾巴”,均不甚妥帖。这里的“尾”应该读为“徙”,通“縰”或“躧”,训为踩踏、践踏义。楚文字中“徙”一般作“■”“■”等形,但有时会省去声符“少”,而直接写成“尾”。“饥虎可縰(躧)”应解释为饥饿待食的老虎也可以踩踏。

《淮南万毕术》辑佚史简论

《淮南万毕术》是西汉淮南学派的重要典籍,反映了中国早期科技史的诸多信息。但与《淮南子》备受学界重视不同,《淮南万毕术》很早便已亡佚,因此其佚文多数是依靠唐宋类书与古注的征引而得以保存。清代盛行辑佚之学,不少辑佚家都对《淮南万毕术》进行了辑录,从而形成多种重要的辑本,这些辑本是研究《淮南万毕术》辑佚史的文献基础。对这些辑本的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并对其不足予以客观的揭示,不仅有利于梳理《淮南万毕术》在此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还可以对今天重新整理该书提供方向与经验。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淮南子》中的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纲”。汉代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与中华文化塑造奠基的重要阶段,《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景帝时期,以道家思想为主,融汇各家,其中的论述包含战国秦汉诸子对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构思,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部分特点在三种叙事模式下呈现:第一,在圣王叙事方面,圣王人化、“天命”与“德”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古代早期的家国一体意识和引导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自立自强意识;第二,在“万物同源”的宇宙生成模式下,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联系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推动了从古至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强化;第三,神话、想象、现实杂糅的记载,使文化渊源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物候风俗认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建设,最终在当代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淮南子》的现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被文史学家梁启超称为“汉人著述第一流”的《淮南子》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性意义。

《淮南子》成语的源流演变

文章从历史维度剖析《淮南子》成语的源流演变过程,有助于汉语成语史的深入研究。以习用性、定型性、完整性和表意的双层性为成语的判定依据,统计得《淮南子》成语331条,其中源自先秦或同时期更早文献的成语211条,源于《淮南子》的成语120条。引申沿用类《淮南子》成语经直接引用、换字法、减字法、凝缩法、节录合并法、捏合法、调序法或综合法等八种方法构成,原创类则通过截取语句、改换语素或语序、添加语素、简括故事或浓缩语句等五种方式在后世被改造为成语。《淮南子》成语的演变以形式演变和语义演变为主,前者包括成语内部语素和语序上的变化,后者包括理性意义的演变和色彩意义的演变。

汉代易学的审美面向——以《淮南子》《春秋繁露》为考察中心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算不上专门的易学著作,但是从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的易学思想。受此影响,两书的相关易学论述可以认为是汉代易学的另一种样态,是先秦义理易学的进一步延伸。它们与汉代美学体系之间的建构可以归结为汉代人有关天人关系的直接呈现,与汉代美学之间的意义产生可能性在于直面思想意识及其生活世界。汉代人在正常观照和体验天下宇宙时是有意识的审美,也具备艺术的嗅觉。从辨物体道走向成人之行,其思维方式逐渐具象化,人的自身重新得到关注,易学的形态化向生活世界的审美化回归。无论是《淮南子》中的神话书写,还是《春秋繁露》中具有神学色彩的“天人感应”部分,都可以把它们纳入同一种形式进行讨论。它们都在表达特定的意义或者观念,给予了汉代易学与审美以正当性的地位。

《淮南子》文旅品牌构建的创新实践研究

《淮南子》作为一本“绝代奇书”,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与人文价值,而其在消费文化领域的品牌号召力表现一般。文章运用大卫·艾克(David A.Aaker)的品牌识别理论,从产品层、组织层、人格层和符号层对《淮南子》的品牌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存在着“模糊、分散,甚至不协调的品牌要素”,并因此主张构建《淮南子》品牌特色定位,创新核心产品和符号,关联延伸识别,在此基础上借助新媒介传播将《淮南子》打造成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

从人性论到人生哲学——《淮南子》的观点、修养方法与人格理想

中国汉代经典文献《淮南子》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从《淮南子》的文本出发,首先,深入研究了《淮南子》对人性的理解。其次,深入探讨《淮南子》中的理想人格观,并逐一对圣人、真人和至人三种不同境界的理想人格进行分析。圣人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真人致力于与道合一,而至人则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最后,本文对《淮南子》的生死观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提倡珍惜生命,追求精神的永恒。这一观点对于个体正确看待生死、更好地理解人生的价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唯物辩证看无为与有为 《淮南子》引发太极思考

无为与有为。无为与有为是道家关于修身养性的一种学说。最早提出无为学说的是老子。老子的无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48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老子》第73章)。无为是一种善行、德行、教行,凡不应该做的事情,皆不可为。无为的学说包含着无为与有为的诸多矛盾,后来的道家便提出一种修正的学说,认为一般人为,都是无为,只有违反自然规律而作可怪或不可能的事情,方是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