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科举述要》商榷

《清代八旗科举述要》是最早一部专门介绍八旗科举制度的著作,涉及八旗科举各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本书在史料的应用与解读、部分观点的论述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偏颇,导致在八旗科举规制与内容、宗室科举制度、翻译科举制度等方面的论证存在明显的错误。本文就上述几个重要方面与著者商榷,以期得出八旗科举制度本真。

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八旗科举在满清入关前即已开始举行,入关后时举时停,最终在康熙二十八年(1669年)实行兼试骑射政策之后确立下来。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发展,八旗科举制度日趋完备,逐渐成为八旗士人进身与仕宦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在满洲、蒙古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途径,既促进了八旗满洲、蒙古的"儒士化",也加快了满、汉、蒙多民族的交融以及满、蒙对于中原国家的归属与认同。

清代“国语骑射”与八旗科举

"国语骑射"中的"国语"又称"清语"或"清文","骑射"指以骑马射箭为代表的满族传统技艺。清代将"国语骑射"视为"满洲根本"及"满洲旧俗"加以提倡,以保持其自身民族特性与尚武习俗;同时"国语骑射"作为"八旗科举"的重要科目是八旗子弟的晋身途径,也是满族政治特权集团形成的制度保证。故将国语骑射与八旗科举联合考察,便于解读清代政治文化中的满族集体文化特征。

试论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

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清朝统治者奉行对满族宗室贵族的优待政策,力图通过满族宗室贵族达到对全国政权的统治。因而在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则恪守祖制,维护以清语骑射为特征的满族固有文化,并在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为宗室人员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清代八旗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

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

清代武举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取士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自身民族特性的写照和反映。清代武举考试在嘉庆帝以前不但将文试与武试分开来进行,而且也比较重视文试的功能。武举中对各级考官的设置参照文举进行,在考试级别中也设有殿试一项,同时采取了复试的办法以搜罗人才,并借此严肃考风考纪。清代八旗宗室内部的官学与举业也同样以其民族性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举,八旗内部无论是文试还是武试均恪守"祖制",时刻保持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就科举考试而言,清代武举与八旗官学和八旗科举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它构成了清代科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

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

清代科举制度中极有特色的方面是武科举的实行，在此过程中，清代八旗科举中的许多措施是与此相呼应的，因而探讨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特别是八旗武举的实行有着重要意义。清代武举考试在嘉庆帝以前不但将文试与武试分开进行，而且也比较重视文试的功能，以及对历代著名兵书战策的了解与运用。由此不难发现，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时期，武科举的考试取向并不单纯以外场为重，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统治者认真学习汉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以治国理政的理念。

八旗蒙古科举初探

清代,满族统治者建立了清王朝,它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也获得了高于其它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地位体现在八旗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地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较多的优待即是其中之一。 八旗蒙古的科举史既是清史和蒙古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科举制度史上独具特色的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论及清史或蒙古史时对这一问题每有涉及,但集中的研究尚未见到。本文拟就对“八旗蒙古与清代文科考试”这一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清代八旗蒙古汉化初探

八旗蒙古是清代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各地任官,携眷驻防,接触汉文化条件极为便利,因此,他们无论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还是心理状态都逐渐与汉民族相融合。在八旗蒙古汉化的历史进程中,生存环境的变化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而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教育等制度,也对其汉化起到了关键的导向和催生作用。

试论清代八旗的翻译科考试

翻译科考试是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清朝统治者加强其政治文化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策,同时也是清统治者借此保持和维护满蒙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并进而积极吸收汉民族优秀文化的政策之一。翻译科考试采取了历代科举考试的基本规制,其考试内容和取录方式也一仍其旧,在科举考试的某些方面,则根据八旗翻译科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改革。

试论清代八旗官学

八旗官学是清代八旗教育与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八旗官学教育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和科举取向,在清代科举制度中,八旗官学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本身即是满族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又是与汉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探析清代贵州籍科举考卷的前世今生——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做客省文史馆“山骨讲堂”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阶层移动的最重要途径,而这批考卷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清两代的科举考场上,贵州出现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后人赞之为'万马如龙出贵州'。掌握贵州籍进士60余份考卷信息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娜'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不久前作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山骨讲堂',作'清代科举考卷与贵州文化传承'的专题讲座。讲座上,陈馆长对贵州籍进士、翰林等考卷进行深入分析,还介绍这批考卷流落海外的历史背景。

清代翻译科述论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国家 ,清统治者受“重满轻汉”思想的支配 ,在制定国家许多政策时都倾向于满人利益 ,为八旗弟子着想 ,翻译科就是专为八旗士子构筑的进身之阶。随着满人汉化程度加深 ,八旗弟子们已渐弃满语。虽然翻译科考试常因报考人数不足多次推届或并届 ,考试水平也逐渐下降 ,但还是维持开科到了清末。通过翻译科考试 ,有些八旗弟子求得较多。

论清代科第文化空间中的蒙古族汉诗写作

经过清前期的文化积淀,蒙古八旗科举文人创作兴起于清中叶。自乾隆朝以来,蒙古科第世家的文化濡化与传统汉族名门有了相近的传承范式,这一文人群体集中体现了“科第”与“文学”的耦合关系。在文化氛围、文学创作与交流的空间建构上,科第为蒙古及满汉文人提供了文学性的聚合平台,为他们诗文切磋、同声相和的师友交往注入了持久动力。乾隆年间的科举试诗制度促进了蒙古文士格律诗学的知识养成。试帖诗学从文学启蒙、题材内容、“美盛”诗风取向等方面对蒙古文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蒙古文士重视试帖诗的写作,并尽力提升其文学品格。在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建构上,科第文化空间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

清代八旗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考论

录取名额制度是科举等考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科举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渐次令八旗参加科举、翻译科、武举三类考试,并在院试(童试)、乡试、会试三级考试中为其规定了较为明确的录取名额数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制。本文按照考试的类别和层级,考述了八旗相应的录取名额及其发展变化,并对科举录取名额与八旗民族利益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清代驻防八旗科举述论

顺治八年(1651),八旗始行科举,康熙朝成为定制。与京旗相比,驻防八旗科举表现出阶段性特点。嘉庆以前驻防八旗需赴京应试,嘉庆朝实现了就地化,道光朝由文科改试翻译,同治朝以降直至科举废止文科与翻译科并行。驻防八旗科举阶段性特点的形成,缘起于清廷鉴于驻防八旗中诸如汉化、生计困顿、武力衰退等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以驻防八旗科举政策变化为切入点,有助于深化对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的认识。

八旗蒙古科举小史

清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便获得了高于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种特权表现在各个方面,特设蒙古科举即其中之一。蒙古族参加科举并非始于清朝,元代就已开设蒙古科,但由于元统治者尚武轻文,所以蒙古科就其规模和水平都远不能与清代相比。清朝,在其入关的当年(公元1644年)即开科取士,直到1651年(顺治八年)才允许驻京的蒙古子弟应试。

清朝蒙古族进士科名小议

清代科举,大多因袭朱明,“进士”很为一般知识分子所重视,成为当代士人扬名立业,登进仕途的重要途径。按清制,进士考试每隔二年举行一次,即逢丑、辰、未、戌年大比一次,参加者是在各省区中过的举人,考试地点在北京。这种考试,名曰“会试”,三年一次,是为正科。此外,有时由于朝廷遇到什么吉祥庆典,表示祝贺,便临时增加一科,在翌年举行“会试”,是为恩科。“会试”中式称贡士,然后再经过复试、殿试,合格者分甲放榜,勒定名次。至此,所谓“考进士”的程序便大体完成了,再有就是朝考、授职,正式走上仕途了。 清人入关不久,便正式设科取土。清世祖福临二年(1645年)始开科,分全国为十五个“试”地区,选录举人。顺治三年,进士科首榜。但是蒙古族知识分子的参加科举,却远在顺乡治设科之前。据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七八旗科目条记载,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在关外开八旗科,当时便取中“蒙古习蒙书者博特(或作俄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

清朝驻防八旗科考的历史考察

有清一代,驻防八旗科考发展较为艰难。以嘉庆十八年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全国八旗科举考试同时进行,驻防八旗子弟需要远赴京师参加乡试和会试,发展艰难。第二阶段,驻防八旗子弟在驻防地与汉人士子同时参加乡试,中式后再赴京师参加会试,发展态势呈快速上升阶段。驻防八旗子弟在驻防地经历了长时间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了'家弦户诵'的文化氛围,为他们科举考试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驻防八旗子弟在科考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部分地解决了清后期驻防八旗子弟的出路问题,同时也证明驻防八旗子弟在文化素养方面已经与汉族比肩而行,八旗满蒙和汉族的民族融合的脚步从未停止,而是不断向前大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