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

manju hergen i ubaliyambuha ambag‘anjur nomun的新拟书名为《满文大藏经》或《清文全藏经》,这与书序名称及书名著录原则均不符;"以国语译汉全藏经"则是乾隆帝《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的一句叙述话语,不能把"国语译汉全藏经"当作书名。该满文古籍应定书名为《清文翻译全藏经》,全称为《御译清文翻译全藏经》。承担该书翻译的是清字经馆。清字经馆是乾隆朝增设的临时性机构,开始时称"译经处",专为修《清文翻译全藏经》而设,隶属于内务府。清廷组织了一批人员专门从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人员,确保了《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翻译质量。

《清文翻译全藏经》编纂时间考辨

《满文大藏经》原题《清文翻译全藏经》,是乾隆年间继《四库全书》之后的又一项文化巨著。全藏由大乘《大般若部》《大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大般涅槃部》和小乘《阿含部》及《大乘律部》构成,共计三千六百七十六卷,装潢一百零八函。乾隆五十五年翻译完成后,刊印十二部,收贮武英殿、雍和宫、布达拉宫等处。学界关于满文《大藏经》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版本、收贮情况等方面。关于编纂时间问题,前辈学者虽有探讨,尚存有考辩空间。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等满汉文献,提出全藏经始纂于乾隆三十九年的观点。

清宫旧藏《清文翻译全藏经》经版的保存与研究

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典藏的雕版中,所刻精品多出自康雍乾时期。精湛的雕刻技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体现出“清代盛世”之下,宫廷雕刻技艺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宫博物院通过对院藏雕版的影像采集与详细著录,一方面完善了故宫博物院院藏雕版数据库的著录信息;另一方面,为日后继续开展博物馆展览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就此,笔者以库房工作之见闻,草成此文,敬启学界师友批评指正。

满文《大藏经》焦点问题新证

前人对满文《大藏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编纂历史相关方面,一些焦点问题,于学界仍各持观点,颇有争议。笔者利用若干新发掘的档案材料,对造办机构间配合、制作流程以及"秘密经馆"进行阐述,考证译刻具体年代为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八日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二十七日,并以其中重要时间为节点梳理出一条时间线。此外,发现该经存世者,除已知的两部,另有一部幸存。对翻译底本情况亦提出新发现。

满文《大藏经》研究综述

满文《大藏经》是清代乾隆年间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开始世界范围内调查搜集各文种《大藏经》,而国内对其进行专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本文梳理了该经于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对多角度研究思路及方法进行分析,并总结目前学界存在争议的聚焦问题,包括名称、底本、编刊时间、供奉地及存世状况等,对于未来潜力较大的学术领域加以分析,力图综述该经学术概况。

满文《大藏经》编修人员考订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清廷以满文翻译《大藏经》,特开清字经馆。最初由三世章嘉担任阅经总裁,章嘉圆寂后,继有阿旺赤列嘉措、阿旺勒提穆等负责。翻译人员除蒙藏格鲁派喇嘛外,还有数位京城汉僧和众多八旗职官参与其中,在满文《大藏经》的编纂工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查翻大量满文档案发现,实际参与编修人数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府刊印满文《大藏经》首函中的名衔记载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