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清末民初社会主义畅销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大潮中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传入中国,部分著作深受读者欢迎,译本、版本、销量较多,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社会主义畅销书从不同层面呈现了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是经过译者创造性的译介实践和出版机构精心打造的产物。社会主义畅销书推动了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的早期建构,为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为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大众化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国族寓言——“灵”“天”“月”意象的新变与困境

面对清末民初的国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并将其视为兴邦立国的良方。科学小说以救亡图存为驱动力,重新编译传统意象符码,甚或寄托着彼时知识分子国族振兴的寓意。清末民初科学小说中“灵”由个体魂魄转为国民精神的指涉,“天”从“天命正统”指向“裂天世变”之实,“月”由抒情对象具象为星球实体,三者形成了“个体—国家—宇宙”格局:以疗治民族病魂为始开启救国寓言,通过续演“补天”神话开创“新天”,并遥寄国族未来于宇宙之中。意象的现代性转变反映了国族竞争背景下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灵魂精神、政治变局、国族未来的整体性焦虑,但“现实”与“寓言”之间实用治国之法的空白则隐含求索之路的无力与茫然。

社区共同体:清末民初农村经济社会关系再认识——以毛泽东《寻乌调查》及寻乌方志史料为例

近百年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关系被简单定义为"阶级对立关系";然而,从社会发展视角解读《寻乌调查》及其相关史料,毛泽东认为很具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呈现的则是丰富而多元的经济社会关系:即生产经营中各阶层的经济博弈关系、日常生活中的社区互助关系、社会公共事业中的共享关系、守护乡土的社区自卫关系,总体上则是血缘地缘与亲情乡情浓厚、阶级分化不甚明显的社区共同体关系。它比之单一"阶级对立关系"的认识,更具社会包容性与解释力而接近中国传统农村的真实,也有助于纠正片面社会发展观的不足,从而丰富与坚定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性思维。

清末民初报刊讽刺画的新闻表达技法及其社会功能

清末民初的报刊讽刺画将漫画与新闻勾连,在建构国家民族图景的同时,形成新的新闻表达方式,成为传播文明的利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武器,报刊讽刺画展现出在自由思想传播社会掀起鼓动风潮背景下一批漫画家"画以载道"的人文志向,更反映出漫画已从单纯的艺术绘画脱胎为政治话语表达的工具。以现实为题材记录历史,针砭时弊。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多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报刊讽刺画比当时的新闻报道更有效果。时至今日,报刊讽刺画的社会动员仍能凝聚人心,其批判丑恶启蒙心智的社会功能仍具有价值。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 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 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 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 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 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 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 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 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清末民初城市社会阶层嬗变研究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 ,城市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心 ,到 2 0世纪 ,传统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空前的错动奇观 ,城市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随着晚清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 ,城市社会里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和工人开始崛起 ,逐步走上社会的政治舞台。近代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变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社会成因探讨

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严重化 ,与其时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上的动荡加剧了盗匪的活动 ;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社会底层的贫困 ,反而拉大了贫富的差距 ,滋生盗匪的根源仍然存在 ;不良的社会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盗匪问题的发展 ;

清末民初女性性越轨现象的社会缘由解析

清末民初,女性性越轨的现象有所冒升。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冲击及国内知识分子的疾呼,使得传统的贞操观念开始瓦解;而近代性传媒的发展对女性性欲的萌发和泛滥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淫糜社会风气的影响,更诱导了女性的性越轨行为。

小议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的贫困问题

清末民初北京由于自然和时局的双重原因,社会日益走上贫困化和贫富悬殊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更多的社会病态现象和病态群体。这对近代北京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而且给社会救助事业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和任务。

入城又回乡——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再考察

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在城乡间的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村镇到小城市再到大城市,甚至走出国门的过程。其还有一个读书人入城之后有意或无奈"回乡"的过程。他们回乡的动因一方面源自于在城市中社会向上流动不易,同时也来自于清末民初小城市和村镇为其开辟的社会流动的空间。以昆山一地为个案,以其1912—1925年的学堂和教职员状况为考察中心,我们来讨论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城乡间社会流动中"回乡"的趋势及这种趋势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已为人们所关注。傅筑夫曾经论述过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人口因素曾促进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奴隶制生产方式转变为封建制生产方式。在清末民初城市社会现代化关系的进程中,人口因素的影响力可谓得到了更有力的显示,这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沿江沿海地区,如上海、汉口、青岛等地尤为明显。青岛以一沿海偏僻渔村,仅三、四十年时间,发展为拥有三十多万居民的通商都会,无疑成为此类城市中,人口城市化最剧烈,移民对城市社会现代化影响最典型的城市。因此,移民对青岛社会现代化关系的个案研究,将对清末民初沿江沿海地区城市现代化的整体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科举、功名与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

在科举时代,功名与身份、利禄、仕途攸关,因此,循科举求功名,就成了千百年来士人齐集、梦寐以求的"正途"。士人汲汲于功名,由此形成的功名意识不仅主宰士人命运的悲欢,而且渗透、弥散到整个社会,积久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由科举衍生而来的功名意识,甚至到了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在士人与社会中依然广有市场,并没有因科举的废除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科举、功名在士人的心目中仍居于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具有别样的魔力。以致于1905年清政府在宣布废除科举的同时又推出一系列学堂奖励政策。即使到了民国时代,这种意识也并没有完全褪尽。本文即以科举废除前后功名意识的流变为中心,一方面着力还原由废科事件引发的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的多重面相,以及功名意识在士人与社会中的长久影响;另一方面透过功名意识的流转呈现近代中国制度变革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难局和困境。

论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

“社会———国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一个新视角,所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也随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课题。本文主要考察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阐明清末民间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体现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在各方面显著拓展了社会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功能。特别是到20世纪初期,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民间社会雏形已初显端倪。这种新型民间社会雏形的出现,并不单纯是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为新型民间社会雏形的孕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发展演变,相互之间开始建构一种新型互动关系机制,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及其特点初探

社会教育是在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引发的。其时 ,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确立了独立地位 ,社会教育公共场所和设施以及以挽救失学民众为中心的各种民众补习学校在各地陆续兴办 ,一些社会教育机构和团体 ,深入民间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它是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教育方式兼容并包的一种教育 ,主题是“开民智”、“新民德” 。

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青帮之演变

清末民初是长江下游青帮快速发展的时期。其原因一方面是长江下游传统的小农经济进一步瓦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复杂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长江下游社会的动荡,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日趋弱化。长江下游的青帮不同于红帮,它的反清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民元之后,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其下层为适应城市生活环境逐步演变成近代的黑社会组织。

清末民初黑龙江移民社会保障述论

清末民初,由于中原地区灾荒匪患盛行,大量汉人生路已绝,他们纷纷涌入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地区,但因其乃是逃荒之举,因此,对移民的救济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于是,各级政府、慈善救济机构和沿线运输机关在移民的招集、输送、安置等方面采取了种种社会保障措施,确保了成千上万的关内农民顺利移至黑龙江。这不仅使当地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更使得黑龙江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导致日俄所谓"满洲问题国际化"落空。同时,黑龙江地区的土地也得以快速开发,对减少内乱、实边固防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

自清末开始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深刻变化,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新式军人群体的成长,促进了板结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解构。但同时,不完善的社会设置,不明晰的变革目标,不健全的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行为,也造成了新兴阶级成长中的困境,并给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遗留了诸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