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溥《漂海录》中的明代扬州运河沿岸地情

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三十,即朝鲜成宗十九年,时任朝鲜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于闰正月初三率从者自济州渡海返里。途中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经艰险,于同月十七日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上岸获救。后由中国官员护送,自台州走陆路经宁波、绍兴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回国后,奉李朝国王之命撰写经历日记,即《漂海录》,计5万多字。

《漂海录》所载明代大运河常州府段人文景观及驿递系统

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在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1488)乘船归家奔父丧之际,遭遇风浪而漂流至中国台州府海岸。此后崔溥一行在各地官员的护送下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抵达北京,朝见皇帝并作短暂的休整之后,最终经辽东陆路返回朝鲜。归国之后的崔溥应成宗之命,将在中国的见闻用中文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下来,即为《漂海录》。因为乘船以行且迫于时间的约束无暇登岸观览,故而与其他同类的运河文献相比,《漂海录》更关注于举目所及的人文景观,尤其对大运河沿线城镇的驿递设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具体就崔溥等人在常州府的游踪而言,所提及的古迹名胜不在少数,对各类驿递设施的列举亦颇为详尽,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代中期常州府的驿递体系和河运概貌,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朝鲜人崔溥《漂海录》的语言学价值

《漂海录》是500多年前朝鲜人崔溥撰写的长篇中国见闻录。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其价值。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口语色彩浓厚的对话，为研究当时的口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地名中的儿化、外来语的读音等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作用。

朝鲜人视野中的明代苏北运河风情——以崔溥《漂海录》为视角

《漂海录》是朝鲜人崔溥在其归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行程的经历日记,该书对于明代运河交通和沿岸风情的记载,可谓极为详细。苏北段运河作为明代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崔溥在其《漂海录》中关于苏北段运河水利及其沿线的交通设施、城镇乡村和名胜古迹留下了极为详细的记载,这对于我们了解明代苏北段运河的发展情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桨声灯影里的异国记录——《漂海录》中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面貌探析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中国提供了许多便利。明弘治年间是运河史上航运比较通畅的时期。意外的漂流,使崔溥等人成为京杭大运河航道完全打通后首次走完全程的朝鲜人。崔溥所著的《漂海录》对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历史面貌的记述,是研究江苏运河史和城市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以流畅汉文写成的《漂海录》,旁征博引,大大超越了普通行旅的肤浅之得,具有文化比较的研究价值。

《漂海录》研究的结晶——评朴元熇对崔溥《漂海录》的研究

明朝孝宗弘治元年、朝鲜李朝成宗十九年（1488）闰正月初，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接父丧唁信后率从者42人由海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在中国台州府临海县外洋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护送下，崔溥一行从宁波启程，抵杭州，经行运河全程，抵达北京，在北京接受审问、谨见皇帝、获得赏赐后，由陆路回到汉城。

论朝鲜文人的文化心理及场域呈现——以崔溥《漂海录》中的诗词观念为例

朝鲜文人崔溥于明弘治年间漂流至浙江台州,返国后撰《漂海录》。在书中崔溥表现出某些轻视诗词创作的观念,而事实上,崔氏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对于当时明朝与朝鲜使节往来之诗词唱和亦非常熟悉,其本人也能创作汉诗。通过多维透视这种观念与文学实践的矛盾性,可以探究中国文学的传播、影响以及朝鲜文人复杂的文化心理,从而展现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根据具体场域来考察研究域外文学的重要性。

韩国写本《漂海录》俗字类型分析

在全面调查韩国写本《漂海录》俗字的基础上,对其中典型的俗字进行分类研究,探索汉语俗字在韩国的传承规律以及变异特征。

朝鲜汉籍海洋古文献《漂海录》与《乘槎录》对比研究

《漂海录》与《乘槎录》均为朝鲜文士海上遭遇风暴随船漂流至中国获救后所作,记述了自身遇难始末,以及在华返朝沿途交游与见闻;真实反映了当时海上漂流惨状、运河两岸社会经济等情况。本文意在从海上历险、甄别管送、运河描述、归国感受四个方面出发,对两部文献进行比较,发现差异,并探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研究明清两朝中国沿海及运河沿岸的社会经济差异,及漂民遣返制度有着一定的价值。

15世纪朝鲜崔溥《漂海录》中的山东形象

15世纪后期,朝鲜人崔溥奉朝鲜国王成宗之命撰写成的中国见闻录《漂海录》,被誉为'摹写中原之巨笔',深受朝鲜重视,成为朝鲜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崔溥在《漂海录》中对明代山东地区的描述亦褒亦贬,其中,既有对山东作为儒家思想文化发祥地和江北经济中心的正面书写,也有对山东局部地方宦官为害百姓、盗匪肆行等的负面认知。通过对《漂海录》的深度解读,分析15世纪末朝鲜人眼中的山东形象,为考察山东在域外形象的变迁提供资料积淀。

堪与马可波罗游记比美的佳作——谈古朝鲜人崔溥《漂海录》

距令500多年前，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朝鲜一位中层官员崔搏(号锦南)，于闰正月初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暴风袭击，偕同船42人……

朝鲜士人崔溥的仁、礼思想——以《漂海录》为中心

《漂海录》是朝鲜人崔溥在明弘治元年,从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海岸登陆,沿京杭运河北上,途经北京和辽东,返回朝鲜后整理撰写的在中国的见闻记录。自小受儒家教育的士人崔溥,在突遇险境,面临生死挑战时,始终以仁、礼思想为精神依归,身处异域又处处以本国礼节为行事准则。从崔溥可窥,明代儒家思想传入朝鲜,成为朝鲜官方主流思想,对朝鲜士人的塑造是深刻而全面的。

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

15世纪末由朝鲜人崔溥应朝鲜李朝国王成宗之命而撰就进呈的《漂海录》,是明代时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由朝鲜人之口,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其时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对于运河交通和运河沿岸风貌的记录,堪称极划难得,富有资料和学术价值。

朝鲜时期张汉喆《漂海录》中骈句分析——兼论朝鲜时期骈文创作与科举之关系

朝鲜英祖四十六年(1770),济州岛儒生张汉喆乘船北上、拟赴京城汉阳参加科考,不幸遇风,经历海上漂流,先后漂至琉球与朝鲜青山岛。张汉喆将自己的漂流经历写成《漂海录》一书。此书以日记体形式、以汉文写成,其中穿插了大量骈句。本文对张汉喆《漂海录》的骈文形态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漂海录》中的骈句除声律之失外,在对仗、用典、藻饰三方面表现突出。朝鲜时期的科举制度对于朝鲜时期士人的骈文学习、训练与写作有导向性作用。张汉喆《漂海录》中大量出现的这些骈句,是朝鲜时期科举中过分重视骈文写作风气之下所形成的杰出骈文创作能力的自然流露。

崔溥漂海登陆点与行经路线及《漂海录》

十五世纪朝鲜国成宗朝五品文臣崔溥在济州岛执行公务时,得知父亡,遂率随从乘船回家乡罗州奔丧,不意途遇风暴,同船43人漂流到我国台州府临海县牛头洋,终于在金木沙登陆,即被礼送至桃渚千户所验明身份,由官府护送北京,尔后经陆路回国。崔溥回国后,把途中经历与见闻用汉字记述成书,长达五万余言,定名为《漂海录》。该书详细记述了朝鲜成宗时代;中国明朝弘治年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及社会风俗等,颇有值得研究的历史价值。

从《漂海录》看儒家思想对朝鲜士人的影响——以朝鲜李朝士人崔溥为例

朝鲜李朝士人崔溥以其奇幻的漂海经历,向其国王成宗撰进《漂海录》。在漂流患难中,他秉持忠君、孝亲、循礼、仁爱之心,反对“淫祀”,纵屡经磨难,甚至生死考验而不改。身处异国,崔溥行事处处以儒家礼节为准则,团结、约束、维护同行人,又注重观测与记录他国山川地理、风土、运河与治水等,以国事为大,彰显了其经世之功。从《漂海录》中可见崔溥对儒家思想的践履,反映了儒家文化对朝鲜士人阶层的塑造。

《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

《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葛振家有一句大家认同的名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事物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比较而存在。关于朝鲜汉文古籍《漂海录》的价值，拙文《漂海录初探》（《漂海录》中国点注本序）已作初步论述。本文将比照《东方见闻录》等域外记述中国的著述再作...

韩国崔溥《漂海录》中的负面中国形象

韩国崔溥的《漂海录》全方位、多层面地描述了明代中叶的中国形象,包括以自我形象为参照系形成的许多负面中国形象,如儒风不振、局部社会治安混乱以及民众的不良风俗等。这些负面中国形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同时也是崔溥以及全体韩国人对中国集体想象的结果,包含夸饰成分,言说了他者进而凸显了自我,也反映了朝鲜王朝进一步认识、利用中华文化的愿望。

《崔溥〈漂海录〉评注》指瑕

朝鲜时代崔溥所著《漂海录》是一部重要的燕行录著作,学术价值很高。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是研究《漂海录》的重要参考资料,但在注释、句读、校勘等方面存在种种问题。此书启示我们:对域外汉籍的研究、整理需要学界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

“庆祝崔溥漂流事迹碑落成暨《漂海录》国际学术座谈会”在中国宁海举行

五百多年前,朝鲜弘文馆的崔溥先生,漂流海上,到泊中国浙东,并经留越溪.先生逗留中原数月,留下一部弥足珍贵的中国行记<漂海录>.今天,这部<漂海录>已不仅是研究中韩交往的史料,更是中韩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历史见证.早在1994年6月2日,崔溥后裔和有关学者们就进行了<漂海录>的历史探访,历时10余日.他们在实地考察中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崔溥一行经过的地方建立纪念碑,为日益发展的两国人民的交流,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化起到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