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

《汉学商兑》四卷,为方东树的代表作与成名作。是书自面世至今,已有二十余种版本刊行,但迄今尚无一校勘精良的善本。而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通过对《商兑》全书详悉比勘版本与梳理文献,可知方东树当初并没有编纂《汉学商兑》向汉学家发难的动机,而是在广州受江藩、阮元等人的刺激导致的结果。《商兑》初编于道光四、五年间,至道光十一年完成并初刊,此前并无刻本行世,该书通行诸本以增入方东树《汉学商兑刊误补义》的望三益斋刻本最为权威也最为完备。方东树学宗程朱,排斥他学,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加上他轻言易忿、好战斗狠的性格,致使全书充斥着诟詈谩骂之词,令人难以卒读。全书虽征引繁富,但多出于二手材料,只是一部抄撮斗凑、大言自壮、毫无新见的百衲篇。后人谓《商兑》出而汉学熄,并起到了汉宋调和的导向作用,但事实是汉学衰微等与《汉学商兑》并无任何的直接关联。

《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说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以桐城派为中坚的宋学对汉学的系统清算,汉学阵营以戴震为首,那么《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就很自然。中国经学史上对方东树多所贬抑,但梁启超却认为其《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故就《汉学商兑》中"集矢于戴震"处加以申说,以对梁启超的评论作一注释。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除了门户之见、私人恩怨外,主要还是经学内部的学术分歧。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

《漢學商兑刊誤補義》發微--再論方東樹《漢學商兑》之立意

方東樹《漢學商兑》一書,乃嘉道年間反映漢宋之争的名著。關於其著述旨意,歷來學界多認爲源於漢宋門户之别及意氣之争。近年來亦有學者提出新見,以爲該書實主於張漢宋兼采。本文通過對《漢學商兑刊誤補義》的梳理,從成書的第三階段來考察文本變遷,以探究方氏撰述旨意爲何及態度之前後變化,在前賢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

江藩是纯正的汉学家，在经学上依经立说，有理有据。在史学上叙事简明，实事求是，不为个人恩怨所转移。所撰《汉学师承记》，阐述清代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著述及师承关系，条理分明。但为其汉学家法所限，收采过于狭隘。

论方东树《书林扬觯》之“建白”

清代中叶汉宋并立,学术思想派系波澜涌动,桐城方东树激愤而著《汉学商兑》以卫宋学。稍后又撰《书林扬觯》,虽仍出以宋学视角,但摆脱了前书言辞偏激的缺陷。方东树在《书林扬觯》中针对当时学人轻易著书、著书贪多、矜名等流弊,提出著书须有宗旨、有实用、重修身明道等"建白",并借论语录著书与说部著书谈汉宋之学,一改激烈态度,重视汉宋融合,从中可以窥见清中叶学术思潮发展、衍变的轨迹。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凌云，敬元沭一由宋至清初，思想界主流绕了一个圆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清初学者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汉学商兑》的发轫、缘起及旨趣

汉宋分争是清学史的大关节,在前人论述中,江藩撰汉、宋学二记及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作为回应一事,是汉宋分争确立的关键。揆诸事实,《汉学商兑》的撰写实非激于江藩的所谓汉宋门户之见。前人认识出现误差,主要缘于眼光多注意成书后的《汉学商兑》,未能考证其发轫、创意、成书的过程,导致诸多联系不能贯通,以此入手分析,自然无法全面认识其旨趣。而考辨其发轫、创意之经过,可确证方东树撰写此书之缘起,进而知其旨趣,明了商兑之所以然。探明此案,不仅可资认识方东树及相关学人在清学史脉络中之位置,更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所谓汉宋分争之发生、演化的过程,体会其具体涵义。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黄爱平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故而人们往往用“清代汉学”一语赅而括之。但实际上，汉学的对立面宋学，亦即理学，在有清一代，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理学一直高踞庙堂，形式上占据着学术...

标校本《汉学商兑》再订正

方东树《汉学商兑》是清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此书的点校本,所知仅徐洪兴标校、朱维铮审核本一种。该本199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收于钱锺书与朱维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中,附于《汉学师承记》之后。该本出后,颇为流行,清学研究者多有使用。但“校书之难,如扫落叶”~①,其校点难免有可议之处。

从汉宋之争到礼融汉宋——以朱熹晚年的学术转捩为途径

自清中叶以来，考据之学大兴而义理之学弥衰，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扬其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击其波，汉、宋两家几不两立。至陈澧、曾国藩诸家主持调停汉宋，特别强调朱子考据，提出朱熹晚年曾有此学术转捩。此后钱基博、吕思勉及后来的钱穆、张舜徽等均持此见，但应者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