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先秦“愚宋”现象与《汉书·地理志》之地域文化观

"愚宋"现象是先秦乃至秦汉古籍中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先秦诸子笔下表现得尤其突出。虽然前辈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起因有所解释,但我们以为,"愚宋"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歧视现象,它与"宋人最愚"这种想象中的历史事实并无直接关系。《汉书.地理志》中所反映的地域文化观念,既是以"愚宋"现象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观念长期影响的结果,又可以完美地解释"愚宋"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同时,它也反映了古人著述中常常以地域特点评判文化特征的一种思维定式与写作习惯。

《汉书·地理志》所述西汉置郡考实

班固《汉志》述汉末百三郡国历史地理沿革,有其严格的书法义例;《汉志》以汉末百三郡国作为探讨秦汉郡国沿革的起点,这决定了那些虽曾设置但汉末已然不存的郡国不可能录入《汉志》之中。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了班固《汉志》书法义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利用班固《汉志》提供的史料进行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

《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记载关系考论

《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在文字形式、分区框架以及地理风俗思想上基本袭用了《史记·货殖列传》,并糅合了刘向、朱赣二人的成果而写就,故而《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的记载创新不多,它在地理学史上应当重新定位。

《汉书·地理志》与中华区域风俗文化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 ,对中华风俗文化进行了区域划分 ,描述了区域风俗文化的特征及内部差异 ,分析了区域风俗文化形成、演变的原因。其原因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

《汉书·地理志》所载侯国城市时间断限考

《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末年侯国城市241个,然志中名目又不及此数。前辈学者对此多有研究,然终不能补足。通过对《汉书》诸表所载侯国城市的分封、存废等时间排比,最终确认《汉志》所载侯国城市的时间断限为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公元前7年3月),并补足了241个侯国城市之数。

民国以来《汉书·地理志》研究综述

近百余年来,《汉书·地理志》研究可以分为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7年的曲折发展时期,以及1978年以来的拓展繁荣时期等三个时段,成果丰富,疆域政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研究内容和范围得到拓展,方法和手段逐渐丰富和新颖;但也存在着一些诸如固有文献疑难未能解决、不少方面研究有待丰富深入等问题。

《汉书·地理志》风俗观念探析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相比政令、法律的刻板和强硬,它对社会的制约是潜移默化的,但产生的效用却不容忽视。班固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辑录刘向简略言说的"(域)[地]分"、朱赣整理上报的"风俗"基础上,首次对"风俗"做出阐释并肯定其价值,由此形成了自己的风俗观。其观念在《汉书·地理志》中得到集中体现,主要从"水土之风气""君上之情欲"以及王道教化这三个方面论述对"风俗"的影响,从而为风俗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自此以后,尽管对中国风俗文化的研究在不断突破和创新,但就整体风貌和体系而言,还是对《汉书·地理志》风俗观的延续。

论班固的地域文化观——读《汉书·地理志》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从理论上对全国各主要地域文化特色作了集大成的总结;引诗证俗,明俗资政,建立了具有综合性与理论性特色的地域文化阐释学。班固认为:文化风俗的形成,是包括如环境、人群、历史、时代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地域文化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变异性、发展性等特点。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对《汉书·地理志》的几点认识

《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同时该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汉书·地理志》堪称历代地理著作之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就《汉书·地理志》的写作背景、内容及其价值作简要论述。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对《汉书·地理志》中获水的探讨

获水是流经今河南省商丘市、安徽淮北市萧县和江苏徐州市境内的一条古代河流。《汉书·地理志》中对获水的记载主要涉及其过郡数目和流向上,同时又涉及获水与汳水的关系。经推论知获水乃汳水之支津,获水是否独立为一条河流致使其过郡数目有"五"和"三"之别,获水的流向整体上是先东南后东北的流向,其转折点出现在萧县。

《汉书·地理志》所记赵地民风考

《汉书·地理志》记载,赵地(以当今河北邯郸为中心,包括山西中南部和河北中南部大片地区)民风剽悍尚武、慷慨侠义、不事农桑。考据认为赵地民风是华夏文化和戎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尚书·禹贡》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汉书》十志之一,颜师古注解《汉书·地理志》因袭采用《尚书·禹贡》,多从孔安国传,形式多样,不拘一体,或完全采用一字不改,或引用之而复加阐释,或因袭之而加以更改,反映出颜师古深厚的音韵、训诂小学功底。颜师古注《汉书》,只取孔传,弃马融、郑玄之说而不用。

《汉书·地理志》中的楚地地域变迁与风俗

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楚地历经时代更迭,其山川风俗与地域变迁,可略探其脉络。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时楚地地域范围北至荆山,南至衡山,囊括长江、汉江、云梦泽等水域,有南郡、南阳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汉中郡、汝南郡九个主要行政区域。楚地水系众多,以长江和汉江为母亲河,沿周边支流辐射,几乎每一郡县都有一条河流,有明确记载的较大河流三十四条,其中行程过千里的有六条;这里还是盐铁兼收的鱼米之乡,物产十分丰饶。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楚人形成了无千金之家的理财观和"信巫鬼、重淫祀"的鬼神观,与当时中原之地的礼俗有较大不同。

以《汉书·地理志》之体例试读张其昀之《中国风俗论》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学著作，它为地理学著述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即疆域地理志。《中国风俗论》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的一片文章，它主要记述了民国期间我国的地理风俗状况。文章旨在用《汉书·地理志》的体例模式，对比试读《中国风俗论》，从而了解民国时期我国的地理学著作在继承传统的背景下，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观念后，产生的发展和变化。

《汉书·地理志》所记鲁地风俗考

《汉书·地理志》对鲁地的风俗特征进行了简要论述,如重农、尊尊而亲亲、尚礼、好学、俭朴等,具有典型的区域代表性。一个地区风俗特征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通过考证鲁地的风俗特征,论述它们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出鲁地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加深对鲁文化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的认识。

《汉书·地理志》所载晋风俗区及其风俗成因——以今山西版图为界

在《汉书·地理志》所述风俗区中,今山西境内的有太原、上党,云中定襄、云中、五原,河东三个风俗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成因一是自然环境（水土风气）的塑造,二是社会环境（君主情欲）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