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志》修撰的学术价值及启示

对八种《濂溪志》的版本进行整理校注的《濂溪志(八种汇编)》,内容丰富,比较全面的记载了宋元明清四代人对周敦颐思想的诠释和歌咏,在继承先哲思想、宣传地方名人,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意义,也具有地方志修撰的一般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书是弘扬濂溪精神的重要载体,启发当代人安道养心以寡欲、安贫廉洁以自律、深怀感恩以爱人,治修礼法、尚学好贤,对丰富和矫正当代社会人文精神很有价值。

以《濂溪志》为例管窥志书编纂方法的创新

围绕宋初思想家周敦颐编纂的《濂溪志》系列文献,是以编纂地方志的方法编纂个人别集,通过发挥志书体例优势、不限于特定地点和个人,为创新志书编纂方法提供了借鉴。志书编纂需与时俱进,在其中加入域外史料、图像志、影音志,适当使用非汉语文字,并灵活运用多种题名等,可丰富志书史料,拓展志书体例,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问题。

人何以成圣?——明清《濂溪志》中的周敦颐

在孔孟儒学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周敦颐主张"学以成圣",认为"圣可学",其要在"一","一者无欲也"。何谓"圣",圣就是"诚",与天地与本体合而为一。圣人之道,无非仁义中正,乃至公之大道。以"诚"为中心,周敦颐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圣学工夫论系统。士与贤通过立志、立诚、致中和、惩忿窒欲之工夫可上达圣人之道。周敦颐何以成为圣人?在明清八种《濂溪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敦颐自己的答案,也看到了宋代先贤自觉地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上承孔孟,下启二程,传《太极图说》《通书》与二程,重构儒学本体论与价值论,周敦颐被塑造为接续孔孟道统之圣人。自宋元至明清,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也进一步被再塑造、再建构。

万历《濂溪志》三种及其承继关系

《濂溪志》是明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关于宋儒周敦颐的人物专志,迄今不下10种。本文集中考察了万历年间编刻、目前散见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3种《濂溪志》,纠正了长期流传的一些错误认识。主要观点是:第一,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濂溪志》旧题"李桢辑",实际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胥从化、谢贶编辑,与国家图书馆藏十卷本《濂溪志》为同一版刻,两者均残,但合观则可得完璧;第二,仅见于日本内阁文库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林学闵编《濂溪志》,旧题"九卷",实际是编者按四卷规模改编胥从化辑本而来,此本不但较胥本增加近50篇诗文,而且载录的周敦颐像为后来众多版本所采用,流传广泛;第三,自《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以来,为各种书目和论者长期沿袭的所谓"李桢撰"《濂溪志》"九卷"本,实际系挖改林学闵本而成,仍是四卷规模,编刻者不详,时间约在万历末,其中福建省图书馆藏本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所影印,流播甚广,但错装明显,并非佳善之本;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则仅有少量错装,相对较完善。

濂溪祠堂考

后世尊称理学鼻祖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随着他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濂溪祠堂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客观上对理学的兴盛起到了助推作用。

濂溪后裔周绣麟考述

周绣麟,字圣兆,号酸斋。周绣麟为周敦颐十三世孙,承袭父亲周冕翰林院五经博士,刻印《濂溪遗芳集》,修建相关建筑,以及参与月岩石刻,对周敦颐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