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范交恶——一桩千年公案的重新释读

《灵乌后赋》作为梅尧臣、范仲淹矛盾演化的高潮,实际有着宝元、庆历年间门荫出身的梅尧臣渴望获得范仲淹照顾举荐,却两次希望落空、怨气渐增的发展过程。范仲淹不举荐梅尧臣主要是因为:第一,梅尧臣资以仕进的《孙子注》显出较为迂阔的军事思想与纸上谈兵的文人性质;第二,梅尧臣毕生倾尽心血于诗歌创作,诗歌却是范仲淹欲“厚其风俗”所要变革的“斯文之薄”;第三,梅尧臣奉行顺中蹈常的道家理念,与范仲淹“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孟子精神格格不入。由于梅尧臣的军事、吏治能力较为平庸,不符合范仲淹选人、用人要求,故范仲淹经略西事、主持朝政期间,皆不曾荐举故交梅尧臣。这让久沉下僚、渴望外援的梅尧臣心生不满,逐渐对范仲淹发起文学攻击,并引来二人交恶的历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