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注和施顾注中的《乌台诗案》

作为今存宋人注苏诗的两个重要注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施顾注)和王十朋的《王状元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百家注)中都有对《乌台诗案》文字的摘引,但学界对此基本视而不见。事实上,二者不仅引录的篇目、数量各不相同,而且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不可忽视的价值。百家注对《乌台诗案》的摘引,最突出的注家是赵次公,其不仅引《乌台诗案》对诗歌进行注释、借《乌台诗案》进行校勘和系年,还可补出一首不见于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涉案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施顾注中,施宿则利用《乌台诗案》补出一首苏轼诗集未收的作品,再度彰显了《乌台诗案》在文献上不容忽视的价值。

《乌台诗案》版本流变再考

记录苏轼御史狱案的《乌台诗案》,以原案为基础,衍生出众多版本,可分为三类,即偏重记录案件过程的系统(或称公案本系统)、偏重诗话的系统和侧重资料汇编的系统,每个系统内又都有不同的版本衍生。厘清版本间的传承关系,对确定不同版本的文献价值有重要意义。

“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

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十六,可推考为《乌台诗案》之审刑院本,与通行的御史台本相比,略于审讯供状,而相对地详于结案之判词。根据宋代"鞫谳分司"制度来解读这份材料,可重新考察苏轼"乌台诗案"的审、判经过及其结果。简要地说,御史台虽加以严厉审讯,但大理寺却作出了"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的判决。御史台反对这个判决,但审刑院却支持大理寺。在司法程序上,"乌台诗案"最后的结果是免罪,苏轼之贬黄州,乃是皇帝下旨"特责"。

《烏臺詩案》與蘇軾的譏諷之作

《烏臺詩案》稿是記録烏臺詩案發展詳細過程的一份文字資料,其中保留了臺諫翻檢蘇軾詩作認爲有'譏諷'者,這種'譏諷'是臺諫扭曲與蘇詩的現實批判性相互糾結的產物。從《烏臺詩案》本身出發,我們會發現臺諫通過詩句含義具體化、誇大具體事件的政治意義、扭曲作品含義等手段人爲製造了一部分的'譏諷'之義。而結合本時段蘇軾的詩歌創作,特别是臺諫未收的部分,會發現譏諷義的認定也有一定的範圍界限性、人際選擇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熙豐年間,世論日隘的現實以及朋友的勸誡,使得蘇軾的譏諷之作也有逐漸含蓄化、個人體驗化的傾向。最後,筆者根據現有文獻材料,對烏臺詩案發生前的'沈括獻詩'一事進行了簡單考察,認爲熙寧七年沈括獻詩一事疑點頗多,難成定案。但熙寧七年沈括奉命巡察兩浙確實讓蘇軾感受到了外界的壓迫,使其創作面貌發生了轉變。但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烏臺詩案的發生幾乎已經是歷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