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思想英译对中国典籍文化“走出去”的启示——以《焚书》和《续焚书》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典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提高其翻译质量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李贽作为明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阳明后学左翼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哲学、史学、文学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著作很多。其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而言,都是可资借鉴和发掘的思想宝库。西方对李贽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译著对我们今天典籍汉译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通过对不同版本《焚书》和《续焚书》译著进行概括梳理,探索其对新时代下典籍作品翻译的启示,进而提高中国典籍翻译质量,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黄寿祺《续焚书校勘》述评

本文辑录了黄寿祺1976年校勘李贽《续焚书》过程中所作的批注104则。这些批注对研究明万历年间陈大来(邦泰) 所刻《李氏遗书》、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续焚书》、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续焚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思想战争武器”:二战时期美国图书运动的兴起

战争不但是军事经济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思想文化力量的较量。二战初期,面对纳粹德国从国内蔓延至欧洲的焚书运动及其宣传活动给美国制造的战争恐慌与思想攻击,美国通过强化国家认同与性别身份构建进行反击。在这场意识形态之争中,图书成为最理想的武器与装备。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美国政府和出版行业共同推动了战时图书运动。这些被送往战场和海外市场的图书不仅成为鼓舞士气、治愈创伤的精神良药,而且无形中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提升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对于推动世界的“美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焚书考

秦"焚书"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有关此事件,仍有许多未解之迷,以致学界众说纷纭。譬如挟书律的内容是什么,萧何是否收书,博士官是否可以藏书,诸子书是否被焚,秦人何以引诗书等等。本文依据前贤时哲的研究,在复原挟书律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史记、《诗》、《书》、百家语的差别,称引百家语的原则,秦是否焚民间的诸子书等问题,以及其它与学术史相关的问题。

文人、文祸、典籍——从《史记》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时期发生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文章根据《史记》记载,参考了近年来出土的秦简及前人研究成果,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焚书""坑儒",并不是要焚毁所有儒家经典和坑尽儒生,而是镇压那些利用《诗》《书》来诽谤朝政和违抗秦始皇旨意的诸生(儒生、术士),焚毁"天下书不中用者"。"焚书""坑儒"是秦朝实行政治、思想、文化专制的体现。

《焚书》刊刻过程、版本及真伪

目前见到的《焚书》,以顾大韶校定本《李温陵集》最可靠。单行本《李氏焚书》中的后二卷"读史"、"诗汇"非李贽亲定《焚书》所有。《焚书》曾先后刊刻四次。第一次为万历十八年四月,共有耿、李论辩之"书答"与写失友孤苦的"老苦"二卷41篇;第二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年四月,增加"书答"一卷21篇、"杂述"一卷22篇,成为四卷;第三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八年,将"老苦"、"书答"合为一卷,又增"杂述"38篇为一卷,并于其他卷加入30篇,构成新四卷四册;第四次是李贽死后,将"读史"、"诗汇"收入后的《李氏焚书》本。《焚书》除《玉合》等数篇为赝文外,余皆出自李贽之手。

隋代广陵焚书疑考

明代学者、藏书家胡应麟认为"隋书籍三十七万,悉焚于广陵,当是实录。"通过对史料及人物的考察分析,胡氏所说有误,隋代丰富的官藏图书散佚在隋末战乱之中。

梁元帝江陵焚书史事探微

梁武帝、梁元帝均热衷于读书、著书,重视藏书建设,其在位期间的藏书数量达到南北朝高峰。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和梁元帝大规模藏书的背后,反映了图书、衣冠礼乐与正朔观、国家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传统典籍和衣冠礼乐制度所蕴含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政权正统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对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梁武帝的功业显示了图书、衣冠礼乐在为分立政权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促进国家统一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梁武帝、梁元帝的最终失败反映了文化的局限性。国家统一的实现,除了文化建设带来的正统性外,还需要民族融合的成熟和其他条件的支撑。江陵焚书反映了梁元帝面临失败时内心的困惑和不甘。

“焚书坑儒”辨析

"焚书"、"坑儒"使统一后的中国从思想上到政治上都进行了一次肃清,定法家为一尊。这两个事件虽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也使得秦国从政治思想上排除了儒学的干扰,完成了思想的统一,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以及合理的一面。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些探讨

秦始皇不但统一了6国、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衡量度等,还在文化方面进行了统一。这样就导致了"焚书坑儒"的发生。那么"焚书坑儒"真的如我们从生活中得到的信息一样吗?本文针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进行分析探讨,使人们重新认识焚书坑儒事件以及它对史学的影响。

从学术史论陈白沙的焚书说

明代大儒陈白沙曾提出过焚书的思想。他认为:第一,书籍太多不容易专精;第二;书籍太杂,违背儒家思想的旁门邪说就会很多,容易误导人们走向邪路。其实焚书思想在先秦就有。孔子删《诗》《书》就是对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文献予以剪除;战国时代法家的焚书思想与之有一脉相通之处,但法家代表商鞅、李斯主张焚烧儒家经典,是担心儒家经典扰乱国家法制。西汉儒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法家反对儒家的立场正相反,但在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儒家和法家几乎相同。倒是杂家的《吕氏春秋》既能认识到思想混乱的危害,也能认识到思想过分统一的危害,见解最为圆通。陈白沙的焚书说实际上是继承了学术史上法家和儒家的思想传统。

近代以来“焚书坑儒”研究综述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尤其是近代以来,许多史学界大家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无论是中国通史、秦汉史,还是文化史、儒学史、学术史等著述中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著者都予以深刻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此问题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论文,为"焚书坑儒"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秦始皇焚书与战国诸侯国史的留存

一直以来,学界都将先秦典籍的亡佚,归于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焚烧咸阳宫的一把大火。但从《史记》中六国世家的记事,却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取材于战国诸侯国史,甚至对其原文进行了直接载录。这说明在西汉中叶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亲眼看到了战国诸侯国史。这一事实,也说明秦始皇焚书之举虽然发生过,但秦代中央所藏先秦古籍并没有尽毁于秦火。其后项羽虽然焚毁了咸阳宫,但是在此之前,因为刘邦先于项羽进入咸阳,秦代中央藏书被萧何提前转移,并成为后来汉代的中央藏书。

《藏书》是《焚书》的姊妹篇

《藏书》绝不是简单抄写旧史而重新加以编排的著作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书 ,它和《焚书》一样是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战斗的武器 。

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

焚书是可靠的史实,史料来源于《奏事》。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

对秦始皇焚书事件的再探析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常常被人们看作是秦始皇实行思想钳制、摧残文化的一个举措,并认为它毁掉了无数的古代文化典籍,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历史消极影响与我们平时的想象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

指薪为火——从朱九江“焚书”探讨儒家哲学的教化特质

朱九江焚书,是晚清学术史上一桩公案,在朱九江看来,儒学的首要目的在于教化,而教化实质在于践履儒学的道德价值。儒家人物历来以"人文化成"的目标和德治理念"谨修教化",从儒家实践意义上探讨以人类道德为主体的儒家核心地位问题。就儒家哲学而言,教化的本质不在语言形式和学术方法上,而是围绕教化主题展开对人类本质意义的探讨。其社会性和实践性也不呈献为简单的知识系统。从"修身为本"到"道德立身"的转换,儒家人物以躬行天职,彰显了教化是儒学之本这一最为核心的理论特质。

谈谈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常常与秦始皇的专横和残暴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看法恐怕过于片面和主观。秦始皇焚书坑儒事出有因,况且其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实际上,焚书坑儒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常用政治手段。

“焚书坑儒”辨析

关于“焚书坑儒”,前哲时贤评议颇多,但所引证史实,常有含混不清或令人置疑之处。秦始皇焚毁的究竟是哪些书,坑杀的又是些什么人,这本是分析评价的基点,可惜至今仍无人作过全面系统的考辨。古人云:“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笔者自然算不上智者,只是对“焚诗书,坑儒士”的传统说法颇有疑惑,所以想在史实考辨上作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