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艺术对比

本文采用对比和列举实证的研究方式,以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为依据,对《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起源、社会历史背景、刻石工艺、书体风貌以及结体点画等艺术特点展开了综合比较分析,并尝试论述了魏晋碑刻中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清代碑学审美理论和书法艺术实践的审美意趣分析,以挖掘魏晋碑刻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爨宝子碑》泐文及校碑考正

文章在版本比较的基础上,采取金石考据的方法,对晋名碑《爨宝子碑》碑文释读存在分岐或误释的字进行考辨,指出该碑作伪的手法及其对书界学界的危害,纠正了长期以来对一些字的误识;对《增补校碑随笔》等权威校碑著作关于《爨宝子碑》校碑方法提出了异议,提供了《爨宝子碑》校碑的新方法。

《爨宝子碑》铭文英译研究（英文）

作为爨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载体,《爨宝子碑》为研究晋代南中历史、汉字流变以及书法艺术发展历程提供了宝贵资料。此碑铭文骈散结合,以骈为主,文辞典雅,用典古奥,具有极高的语言文化价值。爨碑铭文英译是传承和保护爨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向海外传播爨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据此,《爨宝子碑》铭文英译以翻译诗学理论为指导对骈句文体特征进行分析,进而传达原文语言特色,再现原文神韵。

从《爨宝子碑》探析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和汉族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

《爨宝子碑》作为研究中国汉文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珍贵实物资料,在中国汉文字演变史和书法艺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同时,其碑文所用的韵文体也颇具六朝骈体文的风格特点。文章试从书法以及文学两方面对其进行探析,这对研究西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论《流沙坠简》与《爨宝子碑》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

沈曾植字寐叟,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乙庵、巽斋、乙公等,晚号寐叟。他生于诗书之家,学识广博,为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沈曾植学识渊博,精音律史地,诗文书画。其书法早年师从包世臣、张裕钊,并参以二爨及北魏碑刻,后工章草。曾熙评其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沈曾植早年精于帖学,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其晚年创造性地将碑帖进行了融合,他的书法创作实践与书学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纵观沈曾植的学书路径,他得益最深的无疑是《爨宝子碑》和《流沙坠简》,二者共同构成了沈曾植的书法风格,沈曾植是以《爨宝子碑》筑基,进而遍习诸帖,最后在见到《流沙坠简》之后对于书法和草书的认识与视野大大拓展,也最终形成了自己面貌独具的艺术风格。这对于我们研究沈曾植以及民国书法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论文通过对沈曾植书法作品、书学思想的梳理,阐述沈曾植书法的价值及意义。

《爨宝子碑》与《龙门四品》书法艺术之比较

魏碑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这个社会动荡、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作为上承隶书、下启楷书的转折点,起源并发展于民间,此种碑刻突破了书写法度,用笔恣意,锋芒毕露,雄峻非凡,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爨宝子碑》和《龙门四品》是魏碑中的精品,这两个一南一北的魏碑精品,代表当时民间书法雕刻艺术的南派风格和北派风格。

《爨宝子碑》中的草书楷化字研究

草书楷化是汉字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当今的简化字,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草书楷化而来的。本文以《宝子碑》为切入点,对其中草书楷化字追根溯源,讨论草书楷化对汉字发展的作用以及影响。

三国两晋时期方笔铭石隶书演变略考——兼论《爨宝子碑》

中国汉字兼具实用与艺术特征。这种特征使得书法依据其自身的逻辑演变出各种书体性的图像,同时也会在不同的实用领域形成独特的实用性图像类型。这种实用功能性图像类型在中国书法发展的早期时代尤为活跃,如秦书"八体"、新莽"六书"等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当然这两条线也互为交叉、影响,但有时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如在秦代至西汉中期,手写体使用的是早期隶书,而刻石书法领域却以小篆为主,但到了东汉晚期,刻石书法才普遍地使用隶书书体。

变体:《爨宝子碑》的笔法、镌刻与风格

自《爨宝子碑》被发现以来,尤其晚清"碑学运动"以来,对其书法端朴风格多有溢美之辞。当然,也略有不同意见者。文章从笔法和刻工两个方面着手,结合与《爨宝子碑》大约同时期装饰书体墨迹和碑刻,分析刻手镌刻对笔法表现可能存在的影响,以此探讨其书法风格问题。

《爨宝子碑》与《好太王碑》比较研究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交替期,铭石书的形态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爨宝子碑》与《好太王碑》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两碑同为东晋时期作品,两碑所处地域一南一北,皆远离当时中原地区主流文化圈,各自都有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作品风格面貌差异较大,亦可视为当时方、圆两大类风格代表性作品。文章通过对两者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石刻材质和章法、用笔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对比和研究,从而阐明魏晋碑刻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义,发掘魏晋碑刻书法对当下书法创作的意义与启示。

影响中国书法的云南著名碑刻

云南书法历史可以追溯到楚汉时期。在这个时期,云南地区已经有了一些石刻和墓葬中的书法艺术作品。尤其是东汉的《孟孝琚碑》,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不仅展示了古人书写的艺术才华和雕刻技艺,更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古代历史、考古学和文字书体演变的重要依据。此外,这些碑刻也是国家珍贵的文物资源,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记忆和传承,具有极高的收藏、展览和研究价值,是研究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学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保护和传承古代碑刻文化,既是对中华文明的尊重与传承,也是推动文化繁荣与发展、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举措。

北凉体刻本、写本笔形与结构特征摭谈——以《爨宝子碑》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刻于东晋(40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于云南曲靖县发现,以隶楷相参、方笔朴茂闻名于世,其地域、内容、字体与书风构成了多维度立体的研究空间,在书法史,尤其是碑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名家临名帖——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沈曾植书法以生拙见长,意境幽深。其用笔古拙劲烈,如铸铁、老梅,风格独具。《爨宝子碑》也以古拙奇崛称,妙处又有"婴儿"之趣,天真烂漫。沈增植临作自然展脱,亦具童趣,点画收放变化丰富,结字从容自在。相较原碑字,体态更硕大,结体显规整。

“美术化”书写的反思——对近代书家师法《爨宝子碑》现象的考察

《爨宝子碑》自出土以来,就得到了众多书家、学者的青睐,成为书法创作和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取法对象和研究对象,其中康有为尤其表现出对此碑的推重。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先后两次提及此碑:其一是"端朴若古佛之容";其二是"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

《爨宝子碑》在岭南地区的接受与播衍

作为『南碑瑰宝』的《爨宝子碑》,受其影响最深的并非出土地云南,亦非崇尚碑学的北方地区,而是岭南地区。《爨宝子碑》在岭南地区的接受,首先是清代碑学语境下碑派学者对其书学审美意涵的建构,其艺术风格在岭南地区得到了普遍认同。继而以秦咢生为代表的岭南书家,以自身的实践为导向,带动了岭南地区学习『爨体』的风尚。尤其是书家以匾额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使得《爨宝子碑》逐渐走向大众的生活,其书法审美价值在大众传播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岭南地区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则是《爨宝子碑》广泛传播的深层次文化原因。

名家临名帖--齐白石临《爨宝子碑》

释文:也。君少禀瓌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九皋唱于名向,束帛集于闺庭。抽簪俟驾,朝野咏歌。

书体之国宝 文脉之流传 从云南两爨碑看中国书法

到过云南的人,定会注意到一种造型独特的字体,它被广泛运用在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地铁站、招商银行等名称的题写上,它“非楷非隶、亦楷亦隶”,令人过目难忘。这就是被称为“书体之国宝”的爨体,对于研究中国书法美学、字体演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云南曲靖地区发现的爨碑,如《爨龙骧刻石》《爨宝子碑》《祥光残碑》《爨宝子碑》等,是了解爨体源起与发展的珍贵遗存。魏晋时期,曹操颁布禁碑令使得彼时的碑刻甚少存世,而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云南却留下了这些传世的珍宝,见证着中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

《爨(cuan)宝子碑》

《爨(cuan)宝子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清代乾隆年间出土于云南曲靖,是一件风格独特的书法作品。《爨宝子碑》的字体在楷书和隶书之间,字形方正、用笔拙朴,上下结构往往上大下小,撇捺则大多“张手翘脚”,既有一种“萌萌”的姿态,也透射出西南边陲书法的拙中见巧,潇洒俊爽。

陆机书法

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分上、中、下三品,中之下列张昭、陆机、朱诞等十人,而论之曰:“陆机以弘才掩迹,朱诞以偏艺流声。”谓机文名至高,掩其书法之迹也。王僧虔《书论》:“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唐李嗣真《书后品》列入下上品,曰:“陆平原、李夫人尤带古风。”《宣和书谱》:“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平复》《望想》二帖,为机书之仅传者。《平复》为章草,与乡人皇象、张昭书类。

东晋南朝砖文与“二爨”书风的关系再认识

“二爨”是中国书法史上早期书体变迁的有力佐证,也是东晋南朝时期刻石书风的典型代表。其中,东晋《爨宝子碑》楷隶相参,方折锋利,点画棱角分明,字形整齐奇巧而生异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