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视域看戴乃迭独译的译者现身风格——以英译本《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

戴乃迭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可以分为合译期和独译期两个阶段。目前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她和杨宪益的合译作品上,而对她的独立译介活动关注不多。独译阶段的戴乃迭脱离合译者、翻译助手的身份,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着译者主体性。翻译文本中存在大量"译者现身"的现象。通过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原本和英译本的比较,深度挖掘译者身份,力求更深刻地洞悉戴乃迭独译期明显的"译者现身"风格。

压抑的人性之花 苦涩的爱情之果——《爱是不能忘记的》解读

本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关照文本,透过主人公深层的心理来揭示《爱是不能忘记的文本里爱情痛苦的原因。

爱怎能忘记——由《爱是不能忘记的》想到的

爱是文学永恒的母题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本文比较分析了两篇标题都为《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品 ,认为这两篇作品在内容、人物性格、审美风格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在同一主题下 ,作品的表现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看戴乃迭英译作品的翻译策略——以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英译本为例

作为著名的英籍翻译家,戴乃迭有其独特的译者文化身份;在她身上既有中英不同文化的交融,又有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敏感特质。在独立译介阶段,她译介了大量中国女性文学作品,致力于中国女性正面形象的塑造,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英译本,分析戴乃迭在翻译过程中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包括加写前言、劫持等,并探讨其女性主义意识的体现。

爱与人性的对剖——《爱,是不能忘记的》内置“情动”试析

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铭刻于1980年代前夕当代文学女性写作的历史景柱之上,她对“爱”的洞察通过其作品中内置“情动”生成流变的过程而呈现,塞奇维克所指的“羞耻”与德勒兹所指的“逃逸”无形地拼接起了独特的情动因果,当由“爱”切分出的人性裂隙再次弥合,小说整体为“抑郁”所产生的偏执情结也得到了散点修复。

爱为何要忘记——从《爱,是不能忘记的》未选入《张洁文集》说起

2012年,11卷本的《张洁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10卷是《中短篇小说卷》,收入张洁进入文坛以来创作的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中的22篇。其初登文坛的三年(1978、1979、1980)发表的14篇短篇小说,只选入3篇(《忏悔》《未了录》《雨中》)。早期为其赢得关注的成名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均未选入,这多少有些让人意外。如果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作为小说处女作,艺术上相对稚嫩,不选入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未选入,其原因颇值得探究。

人类情感困境的一则寓言叙说——重读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20世纪 80年代初 ,张洁发表了小说《爱 ,是不能忘记的》 ,曾引起很大争议 ,对立双方主要从婚姻道德角度进行褒贬。 90年代 ,此小说又被评论界从女权主义角度重新阐释。该文认为它既不限于道德探讨 ,更不是女权主义的宣言 ,而是人类情感困境的一则寓言叙说 。

徘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恋女——对《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矛盾心理的解读

恋女,是古往今来文学作品刻画最多的女性形象之一。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的矛盾心理进行了解读。在爱的追寻中,钟雨的爱是真切、忧伤、执着而孤独的,其内心深处充满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和挣扎,这也注定了她是个徘徊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悲情恋女。

浅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性意识表达

婚姻与恋爱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贯穿着整个女性文学的讨论与研究。可以说,以婚姻与恋爱为着眼点,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无疑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领头雁＂。

《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双重叙事声音

《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叙事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式叙述者的双重叙事声音。作者安排第一人称回顾型叙事者将自己的话语融入“我”的思考轨迹之中,而母亲与老干部的精神上的爱恋作为主要故事情节部分,则在女儿“我”和笔记本上母亲不在场的叙事声音共同完成,其本质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珊珊)与隐含作者间的潜在对话关系,为文本增添了一种复调的美。同时,作为女性“成长”主题的短篇小说,叙事者的双重叙事声音建构以女性视角探讨了女性的真实存在及对“自我”的构建。

新时期初期的李希凡——李希凡与黄秋耘有关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争论

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坛,李希凡既不是“归来”的作家,也不是历次运动受过错误对待的老作家,((1))更不是一位普通人,他身上刻有20世纪50年代初“俞平伯批判”的独特印记。((2))1979年底,青年女作家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为《爱》)在《北京文艺》第11期发表。这篇作品因触及“爱情题材禁区”,揭露无爱婚姻的悲剧,同时赞颂了主人公执着无果且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爱情理念,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女性婚恋书写中的双重反差: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

新时期伊始,女性写作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道主义和启蒙话语之中回归女性意识,以及如何定位与阐述性别身份的合法性。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为主题的两个文本受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规约,其爱情主题与所引起的道德论争形成第一重反差。其次,两个文本自身都烙印着刻骨铭心的道德焦虑感,与作者看似堂而皇之地对"爱的权力"的宣言形成了第二重反差。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在本刊1979年第11期,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作品描写了母亲悲剧的理想主义爱情,以诗性的文字从本质上探讨了人生理想和特定现实之间的距离所产生的人间悲剧。2020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我刊重新刊登这篇小说,并邀请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对该作进行深度解读,请各位评鉴。

“灵魂的自传”——重勘《爱,是不能忘记的》写作前后

1979年,《北京文艺》第11期发表了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甫一发表,因其所触及的爱情与婚姻之间纠缠着的社会道德问题,立时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论者指出,"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①此后的论争,很大一部分就围绕着这样的"社会学的问题"展开讨论,观点莫衷一是,成为1980年代初文坛的靓丽风景。②在论争过程中,有研究者不断把这篇小说与张洁的生活进行比对,以寻求蛛丝马迹的关联。

“下一个时代的象征”——重温《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论争“下一个时代的象征”——重温《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论争

1979年10月底到11月中旬,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迎来了新时期文艺的"春天"。作为初登文坛的一位新人,张洁参加了这次文代会,并在会议期间与冰心、茹志鹃、刘真、叶文玲等几代女作家留下了那张著名的合影。她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也很快以《起步》为题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在之中,她表示:"我重又望了望上一代人所走过的坎坷而曲折的道路,我也朝前看了看我将要走的道路,我感到了手里的纸和笔的沉重的分量。

压抑的情感与现实的折磨——试解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本文以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为研究核心,从小说的创作背景、女主人公爱情理想的产生和压抑及其遭受的现实折磨,进行了个性化分析和阐述,致力于使读者在感知小说情感意蕴的前提下,关注女性爱情意识、女性心理的发展和变化。

无字之“字”--重读张洁长篇小说《无字》

到20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好过了100年,这也意味着中国女性意识觉醒走过了100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走入了新时期,说起新时期文学,自然不得不说女性解放运动。女性文学活跃是当时极重要的文学现象,这是1979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的一个新特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写女性爱情的作品常被指责有小资产阶级情调、道德问题等,数量也极少。1979年,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了这一禁区,随后这一类型的作品不断增多。

析张洁对新女性的探索

从《爱 ,是不能忘记的》和《祖母绿》到《方舟》 ,再到《红蘑菇》以及《只有一个太阳》 ,如果说张洁的作品映射了一个时代的话 ,那么应当更确切地说 ,她的作品铺筑的是一条新时期女性知识分子追寻“自我”的心路历程。将女性的个体经验及自我想象与对人生、对社会的思索结合起来 ,构成了张洁的独特的关于爱、关于女性。

多样的女性话语——转型期少数族文学写作中的女性话语

女性话语的激变，是转型期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爱是不能忘记的》、《致橡树》，兆示了新的女性话语的萌生，《在同一地平线上》则以性别意识之觉醒的男女平等的焦灼，正式拉开了女性话语从传统的国家、民族、党、革命等集体性男性罗各斯中心主义话语中挣脱出来获取解放的大幕。从这以后，女性写作目趋尖锐挺进，

从创伤记忆看张洁的《无字》

“回忆”与“记忆”。直是张洁酷爱的主题，也构成了张洁作品独有的魅力。无论是寄托作者梦幻和理想的小说还是与生命一起律动的随笔散文，都是作者找寻时空距离久远的回忆和记忆。从《已经零散了的回忆》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再到追忆《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直到无以言说的《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