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整体命意的真实性和情节细节的虚假性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创作于1979年,当时,描写1958年及以后农村的大饥饿仍是一个禁区,不吐不快的决心与偷食禁果的戒心使张一弓在创作时煞费苦心。最后,传统文化的"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英雄理想人格模式帮助他走出了创作困境,但也使他的作品形成了整体命意的真实性和情节细节的虚假性相交织的悖谬矛盾现象。

耐人寻味的文学反复——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到《天下荒年》的历史转向

如今,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和《天下荒年》(谈歌)放在一起来谈似乎更显沉重的时代况味,二者比较出的价值取向及其得失已然昭示了中国历史前进道路的某种迂回性。表面看来,它只是文学观念的一种反复,实则可能更是现实行动的先兆。其中可供我们省思的深意就在于,这种时而再现的迂回曲线到底是属于前进还是属于后退?如果属于后退,其实质又是否是回归的冲动?抑或单纯是前进的反动?唯有厘清这两种行为之间的真实差异,我们才有能力迎接未来的挑战以及不负自身所遭罹的历史苦难。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如何冲破“禁区”的

2016年1月初，惊悉张一弓去世，阎纲对笔者说：“我说不出的难过。张一弓站在道德法庭的高度，为人治法庭上的犯人辩护，还原人民英雄的本色，为中国文学注入李铜钟精神。张一弓死了，李铜钟活着!”

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从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谈起

姚雪垠以历史小说《李自成》彪炳于世 ,张一弓以当代题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享誉文坛。他们的创作都处于一种“不吐不快”而又“心有余悸”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姚雪垠向现代求援 ,以期求得政治上的庇护 ;张一弓则向历史求助 ,以此来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他们在达到目的的同时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思考这种文化现象的成因及其带来的艺术上的巨大损失 。

两类“农民英雄”与两种英雄观

李钧从英雄性格入手,比较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天下荒年>这两篇小说的英雄观及其文化哲学的差异.

张一弓:时代变迁中的 “变”与“不变”

20世纪80年代初,张一弓凭借他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强势登上文坛。之后,他又创作《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等一系列小说,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可以说,张一弓刚登上文坛,便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很快他便沉寂下来。

饥饿、财产、尊严与小生产者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何士光的《乡场上》,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80年代的乡村叙述通过将"饥饿"、"财产"、"尊严"这三个符号组织进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起的是一个关于"小生产者的梦想"的乡村故事。这一关于乡村的新的想象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而言的,还指向政治层面,因为它还包含着某种"正义"的理念,它存在着对生活和世界的一种总体性的构想,所以,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是饱含能量的。当然,这样的乡村故事同样暗含着矛盾,但恰恰因为这样,使其得以成为反思90年代乃至当下的乡村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

时代巨变与话语转型:重读《黑娃照相》

《黑娃照相》是河南作家张一弓在新时期之初完成的短篇小说,小说一经发表就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引起的巨大反响相比,这是一部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的作品,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产品,《黑娃照相》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空白和丰富的意味,昭示出时代巨变的若干细节。小说以农村少年黑娃携带着副业养殖收入逛庙会的所闻所思为核心,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女儿眼中的张一弓

父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编读往来

《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天下荒年》最集中和典型地体现了谈歌近期创作的特色。他甚至不惜忽略现实中所有正面因素(这与他的《大厂》的主旨与倾向完全不同),而又有意把他所迷恋的那种精神无限夸张地推到极致,表现得绝对纯净和透明,从而构筑了一座最高傲的精神之塔,他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于那种圣洁精神永远的高山仰止和最悲壮的滴血的祭奠。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一切几乎都被安置在两极状态中运行。作者的主要着眼点于写“史”,是写过去。

孤独的跋涉者

张一弓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任副秘书长,也可以说,是张一弓极力举荐我到作家协会的.当时是1993年春季,此前我在<莽原>任二编室主任.一弓长我12岁,是老师,是兄长,更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