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的新思路与实践——英国《犯罪与扰乱秩序法》述评

英国目前所采取的犯罪预防措施是以 1 998年出台的《犯罪与扰乱秩序法》为中心。该法共有 1 2 2条 ,主要内容 1 7项 ,其中有 1 3项直接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相关。该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立法以实证调查为背景 ;立法体现以预防犯罪为主 ;预防犯罪以未成年人为重点对象 ;淡化刑罚 ,扩大非监禁刑 ;立法体现刑事政策即社会政策。这些新的思路和司法实践都值得我们了解与借鉴。

论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犯罪化的制度构建

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呈现出频发趋势,其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构建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必须对当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处理太轻、扰乱法庭秩序罪犯罪情形太窄、扰乱法庭秩序罪审理存在障碍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治理。对此,可以从故意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一律入罪、设立人民法院特别侦查局、设立妨碍司法之特别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提高治理的实效性。

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犯罪案件的认定、审理及立法完善

一、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犯罪案件的认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57条、刑事诉讼法第119条、民事诉讼法第101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构成这种妨害公务罪应当具备如下构成要件:

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

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问题,是经济刑法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需要结合经济刑法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经济利益的法益定位,实际上都反映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立场。在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已经式微。经济刑法保护的是集体法益,其内容并非单纯的经济自由或者经济利益,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并不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与彼此支持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秩序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实现自由和利益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作为集体法益的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抽象性,但其同样具有可损性,可以被具体地损害,因而能够成为经济刑法适格的保护法益。为了实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益保护,立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关注的是犯罪过程要素,危险犯、累积犯等行为主义的设罪模式具有正当性。不过,为了防止可罚界限过度向前挪移,需要明确通过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的从属性,适当限制危险犯、累积犯的处罚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可以发挥穿透式实质认定的作用。在行为没有侵害市场经济秩序时,应发挥法益的出罪功能。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金融刑法的构造与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

科学理解金融刑法的构造、厘清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金融刑法规范具有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罪状设置上的从属性、构成要件上的短缩性、保护法益的管理性和部分条款的超前性等特点。金融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与构成要件短缩性使得部分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存在模糊性。对金融犯罪侵害法益管理性的过分强调不利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与金融犯罪的实质区分,部分金融犯罪案件的认定可能与法秩序统一性存在背离。科学理解与厘清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可以继续采取统一的刑事立法体例,对采取短缩构成要件类型的金融犯罪认定应保持限制立场。此外,区分金融犯罪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应当贯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以对金融秩序法益的科学理解指导对金融犯罪的实质解释。

金融犯罪法益二元论之提倡与构建

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决定了金融刑法的规制面向。随着金融犯罪形式日益复杂,法益一元论已难以满足金融犯罪治理的新需求。金融风险的系统性、金融安全保护的迫切性都表明法益二元论更符合当前的金融形势。在构建法益二元论时,须明确金融刑法的理念,即防范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消除一切金融风险,仍需要为金融创新提供一定的空间。金融秩序和金融自由也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由于肯定秩序法益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倾向,招致金融刑法适用泛化的质疑,因此,在立法层面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检视金融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层面作出类型化的区分,合理确定金融犯罪的边界,从而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认定的困境与出路——以犯罪成立的本土规范评价体系为视角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中存在公民个人信息界定不清、违反国家规定理解不到位及行为手段合法性理解有偏差等问题,以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法边界不清。究此,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未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置于犯罪成立的本土规范评价体系中予以有机评价,进而未能正确理解此罪的犯罪客体并对其进行合理运用。由此,应基于最新的本土化犯罪成立评价体系理论,寻求本罪认定困境的破解路径。通过对个人信息的特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及该罪刑事立法目的的研究,认为本罪本质上属于刑法对犯罪预备行为的提前规制,其犯罪客体不应一概而论,应根据其所引发的后续犯罪之犯罪客体予以具体确定,表现为公民的各项人身和财产权利。由此,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罪与非罪的认定,也应当从犯罪客体出发,未对公民各项人身、财产权利造成紧迫危险的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纯正网络犯罪司法适用的规范检视与法理调适

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罪名的司法适用不仅引发罪名性质、与关联犯罪共犯的界分等难题,还因自身存在行为类型明确性不足、涵摄范围重合等问题而诱发“口袋罪”诘问与“同案不同判”风险。要纾解网络犯罪的刑事规制困境,可以将纯正网络犯罪的法益限定为网络公共秩序法益,在此采取单一制犯罪认定进路,区分纯正网络犯罪与“关联犯罪共犯”。与此同时,依托主体身份和行为样态分别限定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的构成要件,以此界分专属规制范围。

扰乱刑事庭审违法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

针对当前出现的诸种严重扰乱刑事法庭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应借鉴法治发达国家刑事立法,完善刑诉法第161条和刑法相关规定,对扰乱庭审秩序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以维护法庭权威。

增设扰乱法庭秩序罪刍议

一、立法缘由在司法实践中,违反法庭秩序,故意无理取闹,公然藐视法庭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在民事审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当事人和案外人法制观念淡薄,认为民事纠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为民事审判工作就是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方法.因此,他们稍有不满,就哄闹、冲击法庭,撕毁案卷材料,或者侮辱、诽谤、甚至殴打审判人员,从而严重干扰了法庭审判秩序,影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这些扰乱法庭审判秩序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到严肃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该判处刑罚.

关于设立“扰乱民事诉讼法庭秩序罪”的设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民事诉讼法典当中,直接规定以刑法方法来保障民事诉讼,可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色,它对于保障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权的正常运行,维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规定的具体操作规程略加探讨。

关于担保法(草案修改稿)、保险法(草案修改稿)和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汇报

本次会议于6月23日、24日、26日对担保法(草案修改稿)、保险法(草案修改稿)、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草案修改稿)分组进行了审议。委员们认为,三个草案修改稿吸收了常委委员和地方、部门、专家的意见,比较成熟,建议本次常委会通过。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法律委员会于6月26日、27日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委员们的意见,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扰乱公共秩序的聚众犯罪探析

群体性事件频发引发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聚众犯罪近年呈上升趋势。文章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聚众犯罪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预防对策和刑法处罚原则。

新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犯罪的典型领域及刑法应对——以法秩序统一性为视角

传统的全球化是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人类利益博弈平衡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然而近年来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将政治利益凌驾于经济利益和人类利益之上,导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趋势,进而形成停滞与发展双向循环的新全球化状态,加剧金融犯罪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国际层面单边主义强监管的刑事政策在实质上导致金融犯罪界定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避险资金内循环渠道的多样化在形式上导致金融犯罪形态的不确定性。以上二者对冲作用之下,金融犯罪在成因上可类型化为外源型风险、内生型风险与混合型风险。金融风险进一步带来法秩序挑战:刑法体系外部国际刑事政策的冲击、刑法体系内部预防刑设置的博弈以及刑法与其他法域之间的冲突。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还应回归法秩序统一性的应对模式,即宏观上妥当处理金融犯罪国际刑事政策的国内法化;微观上加强完善法域关系协调下的金融犯罪行政刑法构建。

法秩序统一性与犯罪认定

【专题导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发展、完善的大背景下,各部门法的立法都极为活跃,如何厘清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于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难办案件”的妥当处理都具有重大影响。这一点在《民法典》颁布之后更加凸显出来。关于法秩序统一性和犯罪认定的关系,有很多问题值得刑法学者深入研究。首先,需要认真梳理法秩序统一性的基本内涵。

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与体系重构——用秩序犯视角解决现实问题

刑法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面临扩张不力的现实困境,其理论研究的重心在于传统法益向网络扩张的刑法规制体系构建。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给予我们启示,传统犯罪进入网络空间催生了新的法益,旨在为网络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前提保障。可以借此重新划定网络犯罪的界限,用秩序犯的视角看待整个网络犯罪体系,在法益保护的前提下推动刑法扩张,同时维护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的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