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统伦理与阶级意识的博弈--论柳青的中篇小说《狠透铁》

柳青的《狠透铁》,写出了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中,新社会形态与传统乡村伦理之间的不融合性。描写了以王以信为代表的上中农与以"狠透铁"为代表的底层贫民的对抗。儒家的社会秩序安排,以一种变异的方式,改变和融合新制度,并将自己的伦理秩序原则,注入这一新事物之中,构成一种潜在而深刻的隐形影响,艰难地弥合着乡村因阶级划分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强烈对峙和分裂。曾被批为"小农意识"的乡村传统,对抗国家主义的改造;宗族亲缘的私相关怀对抗大集体的"一大二公";仁和亲善的乡绅意识,弥合阶级对抗而构成的裂痕鸿沟。小说里,柳青写出了狠透铁因自身能力导致的权力丧失,也不得不写出王以信最终的失败,表现出"形势一片大好",并且对故事的发展作了乐观性处理和理想化展望。但在现实生活层面,乡村社会的儒家传统伦理常常是隐形的胜利者,这一历史意识的复杂融合与变形,还很少被人重视和研究。柳青的敏感在于,他无法忽略乡村中实际存在的传统构成的乡村伦理秩序和乡村社会权威。这种伦理事实影响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构建。刚刚翻身的穷人,难以胜任其在公众生活和事务中担当的责任,难以从容地站在社会舞台上,形成令人敬重的当然权威。这些地方,恰恰是柳青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刻之处。

叙述的隐语与权力的同构——柳青《创业史》与《狠透铁》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与文学呈现

柳青将“听党的话,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作为首要的创作心得,因此,他被许多人批评为“缺乏批判精神”“意识形态的宣传员”。然而,柳青同时也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型,他不仅用党性去写作,也用生命去写作。他在创作高峰时期的作品《创业史》《狠透铁》在明确传递农业合作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隐形地向我们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农村权力结构的深度调整,农民两种积极性的冲突与论争,女性价值向男性的皈依以及知识分子改造中的两难处境,从而让我们得以全面而真实地了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张力与限度:重识《狠透铁》

《狠透铁》是柳青1959年完成的短篇小说,但自问世以来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细读《狠透铁》的初版小说《咬透铁锹》和作品座谈会的内容,考察初版小说的真实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柳青修改《咬透铁锹》的动机和效果,可以检验柳青所自述的《狠透铁》“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从而更深入地把握柳青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本的复杂性。

从《咬透铁锹》到《狠透铁》——从校勘说起

柳青对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支持态度可以在他所有的文字中得到印证,但他写作于1958年,初版题为《咬透铁锹》,修改于1959年,更名为《狠透铁》的短篇小说却在柳青去世后的叙述中成了“对高级社一哄而起的控诉”。本文通过两个版本的校勘、分析,及单行本不同版次相关介绍的考辨,借助对柳青叙事策略的分析,在把握文本复杂性的同时,揭示作为历史的合作化运动的复杂性和难题性,以及柳青对这一难题性的深刻认识。

《创业史》中的共同体建设及其困境——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现代个人建立在对天然的血缘纽带的否定和对原有的共同体的脱离上。乡村共同体瓦解,土地和劳动力分离,释放出单子的个人(自由劳动力),组成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普遍进程。1然而,中国走了一条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的农业道路。它并未彻底摧毁乡村社群,而是部分地保留了原有的地缘、血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发展合作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村的形态连同其习俗、观念、亲缘、伦理关系等传统因素得到了部分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