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革《大海里捞出的小提琴》与金英夏《玉米和我》比较研究

金革的《大海里捞出的小提琴》与金英夏的《玉米和我》都讲述了焦虑不安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变身欲望,但在主人公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上又分别呈现不同的形态,这与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通过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从存在主义、社会文化批评的角度解读处于不同时代的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形象和两部作品的时代价值。

论毕飞宇《玉米》三部曲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玉秀》《玉秧》(即《玉米》三部曲)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女性的欲望主题。论文从身体书写的角度分析毕飞宇《玉米》三部曲,揭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受到的压抑和束缚。在父权文化中,女性身体一直处于“被凝视”的状态,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下,对身体进行自我规训,并屈从于父权社会。在《玉米》三部曲中,女性身体的觉醒带来的是对父权社会的反抗,女性企图出卖身体来获得权力,以“反凝视”的方式来揭露男性的虚伪和卑劣,然而结局最终走向失败。毕飞宇的女性身体书写肯定了女性情欲的合理性,表达了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揭示了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探索的艰难。

毕飞宇小说《玉米》的欲望书写

作为一位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毕飞宇一直以一种看似模糊的笔法聚焦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真”与“假”之间展现人物“欲望”的多样性、含混性及复杂性。其作品《玉米》则将这种“欲望”进一步具象化,小说着力彰显“文革”时代背景下玉米、玉秀、玉秧等人猛烈的权力欲望、激烈的性爱欲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他们在欲望中迷失与沉沦,也在欲望中痛苦与挣扎,更在欲望中反思与超越。这种欲望书写的背后,是对人自我价值和生存本质的关注和探寻。

概念隐喻视角下《玉米》中的本体隐喻英译研究

概念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认知与思维方式,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话语表达。小说《玉米》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表达,译者葛浩文夫妇对其中隐喻的灵活处理可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一定借鉴。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玉米》英译本中的本体隐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人体隐喻、动物隐喻、植物隐喻三种本体隐喻时,较多地使用了直译,保留了原文的隐喻意象;但由于东西文化意象的差异,同时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情况,译者有时也使用替换等翻译方法来处理原文中的隐喻。

中国小说方言外译策略分析与建议--以毕飞宇《玉米》的法译为例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无法被标准语替代,但方言的翻译也给译者提出了挑战,难点在于如何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并保留方言中的地域文化信息。本文在提炼毕飞宇小说语言特色的基础上,以小说《玉米》中兴化方言的法译为例,通过自建语料库的分析与统计,探讨了方言直译和意译的优劣性,强调了文学作品中方言翻译的重要意义,并对中国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外译提出可行性建议。

《玉米科学》论文作者群浅析

文章对1993～2002年10年出版的《玉米科学》论文作者群进行了发展状况、合作度、合作率、合作类型、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地区分布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作者群分析对定量评估学科体系、建设高水平的核心作者队伍,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均有一定意义。

毕飞宇《玉米》中玉米形象解读

因男性对女性的长期权力统治,致使女性内在化了男性的意识形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和走卒。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安德丽安·里奇用“强迫的异性爱”对此做了经典概括。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玉米便是这种典型:一方面男权意识已渗入她的意识深处,严重地并化和扭曲了她的性格,她是男权意识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她又自觉地接受男权意识,成为男权意识的帮凶和走卒。

执著·比喻·尊严--论毕飞宇的《推拿》兼及《青衣》、《玉米》等其他小说

毕飞宇是个对“执著”有着特殊偏爱的作家，读他的作品，人们总是容易与他笔下那些“执著”的人物不期而遇，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执著”视为毕飞宇小说世界的一种基本底色和核心气质。“比喻”是毕飞宇小说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他的作品中，众多充满艺术才华的各种比喻总是蜂拥而至，让人们在目不暇接之余，深深叹服于他的修辞手法是那样地灵动绚丽，而他小说的美学特点也因此凸显。

情感隐喻的认知系统与汉英互译——以《玉米》中“爱”为例

情感在隐喻规则作用下并通过具身体验产生意义,形成以图示—例示及例示拓展为基础的网络关系。葛浩文夫妇翻译的《玉米》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让西方读者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从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出发,分别从外部和内部体验系统探讨"爱"这一情感的概念隐喻认知特征,并分析葛氏译本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一场伤情的女性悲歌——对毕飞宇小说《玉米》的女性主义解读

毕飞宇的《玉米》是当下一篇非常有特色的小说。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角度出发,试图对这一文本加以具体分析,从而发掘、揭示其潜沉于感性语言之下的深层意蕴。

匍匐在男权阴影下的乡村女性——论毕飞宇《玉米》系列中的女性形象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作品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生动的情节叙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农村女性形象:理智早熟、工于心计的女强人玉米;漂亮聪明、要强风流的小妖女玉秀;聪颖娇媚的红颜祸水柳粉香;被蹂躏却又沉默的王家庄的其他女人们。她们个性迥异,但却命运同悲——匍匐在男权阴影下艰难求生,在不如意的生存困境中奋力抗争,最终却不能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她们悲惨的命运折射的是那个特殊年代权利对人性的腐蚀。

毕飞宇近年权力叙事解读:从《玉米》到《平原》

论文解读近年毕飞宇小说《玉米》、《平原》中的权力叙事。文章借助叙事学方法,发现"权力"在叙事层面的重要作用,分析家庭、乡镇、学校三个空间中的权力状况。最终,论文比照文本对格雷马斯相关理论的抵触,推断出毕飞宇笔下"权力"的四重特殊属性。

毕飞宇小说中的“性话语”与翻译再现——以《玉米》及其英译本为例

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它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相互作用,通过话语形成并强化各种权力关系。诗人出身的小说家毕飞宇擅长透过形形色色的性话语来表现人性。本文以《玉米》为例,剖析了毕氏小说中的性话语及其在翻译中的转换,透过直译、标记、明示以及改写等方式,揭示出翻译是一种权力话语,它折射出译者在场的身体。

葛浩文夫妇文化改写对“文革”时期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影响——以《玉米》及其英译本为例

为了探究葛浩文夫妇翻译对中国"文革"时期乡村文化传播的影响,通过比较《玉米》及其英译本,分析了葛浩文夫妇对"王家庄"传统习俗、"文革"元素、精神面貌、物质生活和价值观五个方面的文化改写。这些改写表明:葛氏夫妇一方面在保障译文可读性前提下,比较尊重原作,通过音译和增译尽量保存了"文革"时期中国乡村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遵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采取了意译,牺牲了原作中人物的乡村韵味;此外,二者受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立场,对当时乡村的文化理解有所偏差,导致译本存在一些翻译失当甚至误译,没有成功地将"文革"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准确地呈现给读者,不利于中国乡村文化的对外传播。

认知翻译学视域下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移情研究——以《玉米》英译本为例

葛浩文夫妇翻译的《玉米》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基础上适度移情,反映出译者在作者、原文读者及译文读者之间的调解作用。文章以移情在语言学中的概念为基础,分析语言移情与翻译的关系,试图采用以认知识解为基础的文本细读及双语对比方法对毕飞宇《玉米》及其英译本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不同移情识解方式对译文表情力产生的影响。

《李双双小传》和《玉米》中女性命运的比较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毕飞宇的《玉米》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当中。两者均以女性人生为主要言说对象。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表现了两位作家对现实的某种关注。前者反映了大跃进时期在“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农村劳动妇女的新貌,后者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对中国女性命运进行历史的反思。尽管他们都站在男性性别立场,但在不同审美观、女性观的规约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无望的抗争 女性的悲歌——析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在日常化的冷静叙述中写出了乡村女性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运,从司空见惯的一些稍有权利的男性行为中揭示出人性的丑陋,及其对女性绝对的残暴与伤害,以及男性制约下民族文化心理的滞后和集体无意识的悲剧。小说就乡村女性悲剧描写的深刻和生活真实的意义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以路遥为代表的城乡差别的当代农村生活境遇的悲剧性写照。

《玉米科学》性质及学科分类

根据期刊性质和学科分类方法,以文献数量为依据对《玉米科学》进行分类。结果发现,《玉米科学》2009年刊登的文献全为学术性,其中农作物类文献217篇,占当年发表文献总量的91.18%,其余学科文献均较少,不能划入相应学科,因此应将该刊归类为农作物类学术期刊。

性政治:成长中的生态符号——解读毕飞宇的《玉米》

正如劳伦斯通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之口所说:"我现在明白了,男人们为什么那么狂妄."以女性的意识来传达男性的信息类似,毕飞宇在小说<玉米>中通过玉米之口:"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传达出女性的意识中对男性的权力的依附与追崇,形成性与政治完整结合的叙事框架.

冷眼旁观的哂笑——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悲情女性

毕飞宇的小说《玉米》描写了在男权制度的阴影下,王家三姐妹成长、抗争的悲歌,作家用冷静的观察视角,对女性的困境保持了理性的叙述态度,让读者触摸到的是一种女性抗争与救赎悲剧的无奈气氛,令人遗憾的是,小说缺失人性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