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严肃而高雅的作品——历史小说《王安石》读后

万斌生的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是一部严肃而高雅的作品。它多角度地反映了北宋神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状况的全貌,又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以及统治集团内部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并以熙宁变法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同时,本书文史知识丰富,人物形象生动,情节铺排合理,即使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也符合生活和艺术的真实,读后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择高处立,向宽处觅,往深处析——电视纪录片《王安石》创作谈

宁波广电集团创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王安石》播出以后,受到观众赞誉,并获得中国电视星光奖2017年度浙江省纪录片推荐作品优秀系列纪录片奖。作为主创人员之一,我体会到:作品的成功,离不开立意居高,叙事居宽,写人居深。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大变革的成败,既在于目的,也在于利益,更在于人性。把这三个方面问题讲透,就能使作品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现实借鉴意义。

三浦國雄《王安石--立於濁流之人》指瑕

三浦國雄先生著的《王安石--立於濁流之人》(以下簡稱《王安石》),是一部頗有特色的王安石傳記,其最早於1985年在日本出版,中文譯本於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恰是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故《王安石》甫一出版,就吸引了不少中國讀者,該書還入選了《中華讀書報》2021年8月的“月度好書榜”。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也是最具争議的歷史人物之一。《王安石》一書從風貌、性格、家人、交遊、政事、思想、文學、生活、後世評價等各個方面,評述了王安石複雜而又精彩的一生,篇幅雖然不長(全書11.8萬字),但却能面面俱到,以小見大。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质疑

宋朝于熙宁八年十二月颁布的《讨交趾敕榜》,向来被认定为时任首相的王安石亲笔"自作"。但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最早与唯一的史源,只是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所作之《涑水记闻》,又显然与宋代内制皆由翰林学士等词臣草拟的制度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榜文以彗星天变来咒诅交趾的核心内容,不仅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素来主张、"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一以贯之的思想势若冰炭;特别是与其在当年十月末答宋神宗手诏札子当中,王安石具体所论的该次彗星等天变"不足信"完全牴牾。其实是司马光等旧党以讹传讹甚至有意编造出来的"谤言谤语",目的在于丑化王安石,并非真为事实。《讨交趾敕榜》应是宋神宗本人授意词臣所作,当从王安石文集当中予以删除。

从《王安石传》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倡导者,他猛烈抨击中国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主张,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践行着他的新史学思想。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突破了旧史学的"四弊"与"二病",体现了他的"注重情感抒发""叙议结合""对比研究"等新史学思想。王安石的改革在历史上长期受到非议,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运用新史学思维、现代科学理念,深入分析王安石的改革,为王安石"翻案",树立了一位伟大的改革者的形象,并宣传他的立宪救国的政治主张。

蔡京为《王安石传》考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记载"蔡京为《安石传》",是指蔡京提举《哲宗实录》时所作《王安石传》。这是历史上王安石的第一个官方传记。

指向“深读”的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以梁启超《王安石传》为例

在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中,教师应科学合理地设计总体任务目标,设置能推动学生深度阅读的环节,运用多元化的阅读评价方式,引导学生阅读反思等,以激发学生的深度阅读兴趣,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王安石字谜招书童

王安石打算再找个书童，可连着看了几个都不中意。这一天，家人又找来个书童，请王大人过目。王安石问了他几个问题，小家伙答得不错。王安石看他聪明伶俐，

王安石《曹玮行状》献疑

宋代行状具有时限性、原始性、全面性、唯善性、唯一性五大特性,王安石《曹玮行状》明显不符合行状的上述特性。《名臣碑传琬琰集》收录有曹玮及其父亲曹彬行状,然而《曹彬行状》已被证明是《国史·曹彬传》,顺着“以子系父”的惯性思维,王安石《曹玮行状》亦当为《国史·曹玮传》。相比王安石《曹玮行状》,宋庠《曹玮行状》完全符合行状的所有特性,是真正的曹玮行状。宋庠《曹玮行状》与王安石《曹玮行状》之间,宋庠《曹玮行状》、王安石《曹玮行状》与《隆平集·曹玮传》《东都事略·曹玮传》《宋史·曹玮传》之间,皆存在明显的史源关系,这进一步证明了王安石《曹玮行状》当属国史传。王安石《曹玮行状》当是王安石文集早期流传过程中“淆乱其间”的“赝本”。

三修《神宗实录》与《安石日录》的是非

熙宁至绍圣三次编修《宋神宗实录》和绍圣之后对《王安石日录》的评价是保守派和革新派斗争的表现。革新派的后人已经由龙种变为跳蚤,妄图以《王安石日录》否定宋神宗,推卸责任。绍圣之后,蔡京等昏官把严肃的修史事业变成党争和文过饰非的工具。

总量分配到税权分配:王安石变法的财权分配体制变革

王安石变法时期财权分配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北宋前期经历了“乾德之诏”规定的地方支度经费外归属中央,到景德立额后逐步转向上供定额外留用地方的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总体上都是总量分配。王安石变法设立朝廷财政,规定了朝廷财政所属赋税窠名,促使中央与地方及中央各财政机构间逐步实行税权分配。制度逻辑由北宋前期取法于唐后期“两税三分”变为“窠名分隶”。税权分配制以进一步强化财政中央集权为目的,加剧了三司(户部)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困窘。税权分配的财权分配体制在北宋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且存在地区差异,到南宋成为财权分配普遍性的基本制度。

关于王安石使辽与使辽诗的考辨

王安石使辽因史籍佚失而无明载,然其文集中确有不少散见于各卷的使辽诗;他又曾任送伴使,并有诗作。因此王安石的使辽与使辽诗便成为后人研读中的谜团。本文对此作了详尽的梳理与考论,得出王安石于嘉八年四月(仁宗逝世后)作为遣遗留物国信使使辽的结论;并对其文集中的使辽诗和伴送北朝人使诗分别按行程作了认知与考辨。

从配享到削祀:王安石的孔庙位次与王学升降

王安石于绍圣初年被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这是对其作为政治家在宋代政统中地位的确认;崇宁间配享孔庙,则是对其作为思想家在道统中位置的论定。但自北宋后期即开始有对于王安石配享孔庙的质疑,靖康年间,由配享降为从祀,到理宗淳祐年间,终被削祀。配享孔庙,需要建立有关王安石的道统论述,此乃“尊王论述”;反对配享及从祀也要有其依据,是为“贬王论述”。从配享到罢配享乃至削祀,实际上是“尊王论述”到“贬王论述”的建立及被朝廷确认的过程,从中可见权力世界所折射的宋代学术的变化。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新出墓志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

在行实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学家生平中一些遗失、湮没的环节。对于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还有涉及的重大文学史实,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确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现,纠正文集、族谱中的诸多讹误,推进家族文学研究。它为更加全面、客观了解北宋后期党争、政治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败寇的胜利者书写,深化党争与文学的研究视域。它为墓志的书写研究提供了珍贵个案,有助于走出证史、订史的传统金石学藩篱,走向历史诠释。对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须注意辨伪及文体特质。

从《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看冯梦龙对苏轼形象的解构与建构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刻画了自信轻薄但疏狂有度的苏轼形象,这与史传、元杂剧等中的苏轼形象有差异,更具市民气息和世俗化特性。冯梦龙对苏轼形象的解构与建构,不仅受到晚明社会思潮和商业文化、市民文学发展的影响,还与其自身经历、"里耳"的受众定位以及对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关系的认识等有关。

王安石与喜字

宋代马家镇马员外家的小姐，为择婿在家门口挂了一个走马灯，灯上写着“走马灯，灯走马，灯息马停步”的对子，王安石20岁的时候，赶考路过马家镇，看了这副对子拍手称赞道：“好对。”王安石便赴考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