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变文》校注商补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对《王昭君变文》所作的校理疏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商"其注而未确者,"补"其校而未善、未尽者,有利于《王昭君变文》的深入研究。

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

敦煌《王昭君变文》与历史记载的王昭君故事及唐前诗文的相关内容比较,显示出了浓郁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其地域特征的形成在于作者对传统昭君故事的改造以及历史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王昭君变文》与唐咸安公主关系论考

此文对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提出了新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变文中所提及的部族名称及风俗礼仪等描述,认为变文中的突厥实际当为回纥。论文进而通过对昭君与唐和亲回纥的咸安公主的画像、在塞外生活时间、和亲对象、祭文等线索的对比,将两者联系起来,认为《王昭君变文》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而是具有一定的时政意义。

《王昭君变文》之新变与创发——敦煌写卷与唐宋昭君诗之比较

敦煌写卷《王昭君变文》(P.2553),咏写昭君故事,相较于唐宋诗222首之歌咏,就原型论、主题学而言,新变创发极多,传承沿袭殊少。唐人诗(含敦煌写卷王昭君故事三种)津津乐道之画图、红颜、青冢,两宋诗侧重凸显之和亲、琵琶、华夷,变文多略写或不写。《王昭君变文》最大之新变与创发,在渲染单于之爱情,明妃之乡情,以及大汉之恩情,三者交织,凄婉动人。恩情与爱情之一往情深,化为马致远《汉宫秋》之多情君王;明妃之思乡成病,妾死报汉,则亦变成自沉黑江,千古传恨。敦煌本王昭君故事,大抵为民间讲唱文学,与唐宋诗雅正文学不同者,往往设身处地,绘影绘声,长于铺陈形容,唱叹有情。变文讲史,多出于拟言代言,同情王昭君身不由己之悲惨命运。考察敦煌写卷之遗妍开发,于历代王昭君故事之形成与发展别具创造之关键意义。

从《王昭君变文》到《王昭君》话剧——论昭君母题叙事文学的发展

昭君母题文学孕育了许多文学子体,有抒情类也有叙事类,而叙事类作品成就较高,其中《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变文之后,有马致远的《汉宫秋》以及元明清作家的许多同类作品,至现当代又分别有郭沫若、曹禺的《王昭君》问世。这类作品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嬗变轨迹明显,主要表现在主题思想由浅显到深刻,人物形象由扁平到圆整,艺术风格由质朴到典雅。

《王昭君变文》原型及主题探析

《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唐代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也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完善的一个突出成就。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其主要内容和主题,特别是对昭君故事的原型、流传和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旨在探析《王昭君变文》的深刻内涵以及历史地位。《王昭君变文》之所以能够称为典型变文,不仅仅是因为它具备了变文的基本条件,更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它对昭君入胡后的故事进行了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寄托了沦陷区唐人的爱国情怀。

《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考探

敦煌遗书残卷《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一直没有定论。对变文中提及的时间、地理概况、专有名词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等进行分析可知,变文的创作时间大概是在公元7 8 0年至8 3 0年之间,或者更晚一些。

略论《王昭君变文》

在中国,昭君出塞的故事可谓是妇孺皆知。随着时代变迁,昭君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历朝历代的昭君文学作品很多,几乎可以汇集成一部昭君文学史。其中,唐代的《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影响较大,在整个昭君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从《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看敦煌吐蕃时期庶民像

《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年代虽然没有定论，但是通过史料可以推断其创作于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昭君故事进行改编创作，并赋予昭君悲剧性女性像色彩。作为一种庶民文学形式，变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普通民众的生存形态和心理状态。

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新论

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继承了唐前昭君故事"昭君怨""青冢情""画工恨"三大主题,同时又融入了吐蕃统治下敦煌民众的真实情感;大致作于834年左右,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故事情节上的再创造;是吐蕃统治后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王昭君变文》再校议

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对约 ５０年的变文校注学术讨论，作了相应的总结和推陈出新，而近多年来变文校注讨论却大为低沉冷寂。需要在《敦煌变文校注》的良好基础上，再开展热烈、扎实的学术讨论，解决存留为数尚不少的疑难。现校的《王昭君变文》有２０多处文句或不通畅，或违事理，甚或使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有所损伤。本文详作讨论，提出新见。以此试作首倡，以见变文校注远未精善，尚须敦煌学界持续研究。

“大一统”:《王昭君变文》中史传精神的体现

从《春秋》至《史记》再到后世官修史书,"大一统"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史传文学,不仅促进了后世史学及文学的繁荣,也对文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王昭君变文》不仅从故事背景、人物形象、情感倾向等方面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其中民族和合的认识以及故土情结的回归思想,更体现出对史传"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使其超越同类题材,达到新的格局。

《王昭君变文》之新变及其影响

敦煌写卷中的《王昭君变文》反映了唐代民间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创造性加工,以其主题的多重性、全新的单于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张力在昭君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的转折点。《王昭君变文》对唐代文人昭君诗和后世昭君文学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昭君变文》与昭君故事流变研究

昭君故事历来著名,从《汉书》记载到元杂剧《汉宫秋》,昭君题材作品从简单史实演绎成通俗叙事文学,唐代《王昭君变文》是此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从文学史角度分析《王昭君变文》对前代的继承创新和对后代的影响,可明确《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王昭君变文》与《双凤奇缘》之对照

“昭君出塞”是流传久远的历史故事,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元帝本纪》和《汉书·匈奴传》,但此时昭君并不是故事的主角,她只是史学家用来记述史实的一个名字而已,她是沟通两国邦交的政治工具,基本上不具有文学意味。此后历朝历代对于“昭君出塞”这一母题都进行过大量记载或文学性改编,诸如文人诗篇、讲唱变文、戏曲剧本以及小说等。本文则选取《王昭君变文》和《双凤奇缘》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中间有说有唱,说唱的材料,大部分采取佛经中的故事,也有采取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

《王昭君变文》析读释疑

《敦煌变文校注》等对《王昭君变文》的校勘注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分析“孤格”“落辉”“悬瓮”等注释欠妥之处,以期对《王昭君变文》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王昭君变文》研究

《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唐代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也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完善的一个突出成就。本文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其主要内容和主题,特别是对昭君故事的原型、流传和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阐述,旨在探析《王昭君变文》的深刻内涵以及历史地位。

《王昭君变文》与唐蕃长庆会盟——《王昭君变文》作年考

敦煌遗书P.2553《王昭君变文》自发现以来一直颇受学界重视,但对于其创作时间的探讨仍分歧较大。近年来渐趋形成共识的是,其创作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但这一时间,仍然略显宽泛。我们通过对变文中唐蕃和平主旋律的讴歌、昭君公主和亲的歌颂、赞普高大光辉的正面形象刻画、蕃域的富庶及疆域描述,以及变文对于蕃域戎俗的刻骨铭心记忆等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认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与唐蕃长庆会盟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从而进一步将《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确定为长庆三年(823)唐蕃会盟碑落成之后不久。

敦煌本《王昭君变文》考述

《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精品之一。从文中"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可知创作于吐蕃统治时期,是河西人在蜀地或中原昭君转变底本上加工而成。写景状物具有明显的河西地区特色,刻画人物心理细致入微,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通过讲述王昭君远离故国,最终死于蕃中的故事,融入河西陷蕃人的身世之悲,在王昭君故事流变中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