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西厢》《王西厢》之争与中晚明戏曲批评

《董西厢》与《王西厢》的高下之争是明代众多戏曲论争之一,由于评价标准、评判角度、审美趣味各不相同,这场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探讨这场争论,不能简单地评价优劣,而应将其放在明代戏曲演进的大背景下来观照。董、王之争是在心学思想的背景下,明人为规范传奇创作、反对当时曲坛绮丽典雅的"时文之气"找寻范本所作的努力,对深化和发展明代戏曲理论有重要意义。

探析《金批西厢》与《王西厢》之不同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其版本众多,王实甫的《西厢记》(下文简称《王西厢》)堪称经典,金圣叹批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下文简称《金批西厢》)也影响很大。本文从人物形象、宾白、科范三方面与王实甫本《西厢记》比较,探析金圣叹本《西厢记》的改动之处。

《王西厢》与《董西厢》中引用辞格的比较研究

《王西厢》和《董西厢》在引用辞格的运用上既有许多共性，也存在不少差异。相同之处首先体现在多处相同的引用上。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王西厢》引用辞格使用的数量是《董西厢》的两倍且分布更为均匀；《董西厢》中引用的神话较多，而《王西厢》中引用的诗词较多；《王西厢》引用辞格的使用比《董西厢》更为丰富灵活。

从《王西厢》到《金批西厢》——分析金圣叹戏曲理论之“立言之体”

金圣叹“以文律曲”批评《西厢记》,使得《金批西厢》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其批本目的就是“教天下以慎诸因缘也”和“教天下以立言之体”,就《金批西厢》和《王西厢》的异同,来看金圣叹戏曲理论中的“立言之体”,尤其是偏重于分析《借厢》一出的人物形象,从而去体验金批本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与金圣叹“立言之体”的文学主张。

深广的超越——《王西厢》新探之一

从中唐元稹写作《莺莺传》，到今日各地盛演的《西厢记》戏曲，其间历经千年之久，西厢故事自成系统，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元人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在西厢文学系统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

从《董西厢》到《王西厢》看喜剧手法的发展

中国戏曲的历史源远流长，到了近代，由于外国戏剧理论不断被介绍到我国来，人们开始使用欧洲关于悲剧、喜剧的美学概念来为中国古典戏目分类。但是欧洲关于悲剧、喜剧的理论不是从中国古代戏曲创作和演出中总结出来的，并不完全适用。就喜剧而言，由于中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喜剧观念、民族习惯和语言风格，喜剧的风格和表现形式很不相同，很难说中国存在完全符合西方喜剧观念的喜剧。

从清醒到梦想:西厢故事流变论

《莺莺传》为元稹招来了千古骂名,学者多以为其自寓的张生被当作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文人而屡遭批判,而崔莺莺则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敢女性而备受称扬,但实际上崔张都经历了追求、反思与逃避自由爱情的心理发展历程。《董西厢》、《王西厢》为董解元、王实甫赢得了千古美誉,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颂歌而备受青睐,但实际上崔张只不过谋求在封建礼教的框架下为感情留下可怜的发展空间,并未自觉主动地否定封建礼教而确认自由爱情的独立价值。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王西厢》的发展,体现了古代文人从清醒到梦想的心理流变历程。

论《莺莺传》传播中张生形象的演变——以《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三部作品为中心

唐传奇《莺莺传》发展到元代的《西厢记》,受到了最高赞誉,“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1]至今仍在艺术的长廊里熠熠生辉。而文中的主人公之一张生在整个传播历史中人物形象不断地丰满,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本文欲从《莺莺传》的传播过程中谈张生形象的演变及其意义。

论张生形象的演化

《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是鲜活的,深入人心的,但却是历经三个阶段才最后定型为今天我们认同的可敬可爱的形象,他在三部作品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愈发丰满。

试论张生形象的演化

张生形象在《莺莺传》、《董西厢》和《王西厢》三部作品的动态发展中不断演变,其表现为:一、爱情萌动中的张生形象逐步完美。二、爱情发展中的张生渐趋刚毅和执著。三、爱情结局中的张生越来越忠贞。三部作品中张生形象意义的不断推演,反映了三个时代对爱情、婚姻以及礼教的不同态度。张生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作品中越来越明显的进步思潮,张生越来越主动自觉的爱情追求,是这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客体,张生也因此成为耀眼而又典型的文学形象。

《红楼梦》与金批本《西厢记》

综合分析《红楼梦》叙述中所涉及到的《西厢记》曲文、折数、标目三类信息,并参照金批本《西厢记》的曲文及流行情况,可推定《红楼梦》前八十回所引《西厢》曲文应是以金批本为基本依据。明乎此,不但可避免有关语句上的误读误解,也有助于理解《红楼梦》相关于《西厢记》的文学渊源、曹雪芹相关于《西厢记》的文学积累。

承前启后《董西厢》

问世于元杂剧高峰期的王实甫的《西厢记》（下称《王西厢》），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杂剧作品，在西厢故事的流变史上，其作为一部经典昭示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价值。实际上，“《西厢记》虽出唐人《莺莺传》，实本金董解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91）。在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下称《董西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