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与左翼文艺风貌

193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学的清理查禁越来越严格。作为一本新潮的纯文学杂志,宣称走“中间路线”的《现代》(1932)(截至5卷6期)却刊登了大量无产阶级艺术作品及理论,反映着当时无产阶级艺术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前后参与并影响《现代》杂志编辑工作的至少有7人,他们在文学观念、政治立场和杂志利益取向上都有区别。并且,当时左翼文学理论并没有形成完整稳定的框架。从而在文化价值、政治取向、经济利益和理论发展几重效应叠加下,《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呈现出独特的左翼文艺风貌。

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代》杂志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常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思路下,像《现代》杂志这样的文学期刊其倾向总是被简单归结为“去政治化”,从而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但是,通过对刊物宗旨、编辑方针、作家群落、批评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可知,在左翼与右翼之外建构文化场域是《现代》的现实生存策略,在“去政治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志基本立场所在,从而认为《现代》杂志摸索出了政治与文学潜在的曲折的结合这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学范型。

《现代》传媒形象的变迁——《现代》“编辑座谈”等栏目研究

《现代》申明要创办文学爱好者的伴侣式杂志,源于其对文学找到自身合适位置和对读者理性的期待。由于刊物商业操作谋略导致的编辑人员变动、浓厚的政治文化氛围影响等原因,编者与读者最终未能达到平等理性的状态,主编所建构的"现代性"构想两方面——读者理性和文学独立,终因编者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和读者平等意识的缺失而破灭,这也造成《现代》的现代性追求呈现出层叠模糊的面貌,并在某种意义上加大了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难度。

商业性的动机和现代性的追求——论施蛰存编辑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的商业性特征、自由独立的话语空间和对现代派文学的培植充分体现了施蛰存的现代编辑理念,成就了1930年代中国文坛一道独放异彩的风景。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现代》小说的另一面:危疑扰乱,焦躁,讽刺与寓言——以黎锦明、张天翼、王鲁彦等人为例

在《现代》杂志的小说中,以乡土和社会底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有很大分量,这些小说所反映出的危疑扰乱和焦躁的情绪,以及所采用的讽刺和寓言式的写作方法,都是现代性在当时状况的一种多侧面的表现。

个人经验与公共世界——《现代》杂志的意义

创刊于 1932年的《现代》杂志 ,是一个值得研究和重新阐释的话题。杂志与商业之间的对等性 ,不仅拓展了新文化者的角色 ,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后期以来支撑文化繁荣的支点 ;杂志在现实关系中的合理站位 ,不但没有使之在喧嚣的文化争斗中消音 ,反而具有独立有力的回声 ;而杂志在物质细节上的现代性追求 ,获得了“常人”的认同 ,最终全面体现了现代文化的本质。

《现代》、翻译与文学现代性

和同时代的文学期刊相比,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通过梳理《现代》杂志的现代派诗歌翻译情形,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现代》的现代主义取向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取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赞助人(现代书局和编者)以及译者的诗学观念有密切关系。翻译参与构建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现代》杂志这个个案可以看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绝不仅是单纯的不同语言间的符号转换行为,而更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阐释。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赞助人以及译者的政治倾向和诗学观念等,都会对翻译行为(如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等)产生影响。《现代》杂志不仅通过创作也通过现代派诗歌翻译这一特殊的文化行为深刻地参与、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聚焦时代的“文学性”——《现代》译介活动评析

本文以创刊于1930年代初上海第一份"非同人"文学杂志《现代》(Les Contemporains, 1932-1935)为研究对象,对《现代》杂志的翻译活动做"描述性"研究。文章结合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史料分析,将《现代》杂志的翻译活动置于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分析其在翻译活动组织和开展过程中建构文学性的倾向。《现代》杂志的翻译活动为海外现代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了途径,它代表了一群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特殊地域、以特殊媒介在被政治所缠绕的文学场域之中拓展文学话语空间,追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积极尝试。

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新型身份的建构

处在20世纪30年代杂志和广告共同繁荣时期的《现代》杂志,以自己独特的办刊方式赢得较高的销量和众多的商品广告。《现代》杂志的广告通过消费的提倡,暗示一种获得新型身份的路径,其中传统审美意识的广告图案,既流露都市化工业化给人带来的现代焦灼,又再现了传统审美意识的牢固。这些广告作为杂志文本之一,构成了《现代》现代性想像的复杂多义,并为日后考量《现代》以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设置了重重迷雾。

《现代》杂志书刊广告宣传策略

《现代》杂志书刊广告对研究我国现代出版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以史实为依据,对其版面空间里的书刊广告进行梳理分析,探究其宣传策略:一是采用多元手段,宣传书刊内容;二是借助名人效应,影响受众;三是强调装帧设计精美,吸引受众;四是推出促销策略,服务受众。

《现代》杂志推介欧美文学作品研究

《现代》杂志刊载的欧美文学作品约占其登载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近九成,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各种文体,极大地促进了欧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传播,它主要以推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译介报告文学、系统介绍欧美文坛发展、介绍欧美小国的文学创作和培植"现代派"文学等手段进行推介。《现代》推动了中国现代主义作品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体裁和内容,对欧美文学走向中国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紧扼着“现在”之喉——论《现代》派诗与“现代”的遭遇和对策

本文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现代性对中国生活的渗入入手,对《现代》派诗歌的成因及其所采用的新颖的诗歌风格进行分析,指出与现代生活的遭遇所导致的语言的匮乏和表达技术的欠缺,是《现代》派诗人取法象征主义、意象派和未来派诗风的动力,而同时,对现代生活的描摹也正是这些创新的目的。

《现代》的编辑策略

《现代》杂志对现代书局之前所办刊物理念有一些继承,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的生成,譬如它的前卫立场,它的对政治的回避和对诗歌的重视,尤其是对批评的重视和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介绍从而形成了一份刊物所应有的传统。

《现代》的“商业化”外衣与“现代主义”内质

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凭借对现代主义的译介和倡导引领当时的小说、诗歌创作,推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展。《现代》的成功源自它在市场和艺术之间的游移,公众与同人之间的平衡。《现代》是市场与艺术、同人与公众的复合体,市场和艺术的巧妙配置让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期刊界的一种特殊样态——市场的外衣、艺术的内质。《现代》就像它的名字那样,丰富而开放,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现代》。

《现代》月刊畅销的传媒策略

《现代》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是由现代书局发行的16开本的大型文学月刊,是＂一·二八＂淞沪炮火后,在短暂的文化虚空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其创刊号曾再版两次,创下六千册的销量,打破彼时文艺期刊发行量的纪录。《现代》创刊后广受欢迎,＂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连带提高了,第一季度的营业额从六万五千到十三万元＂。虽然这一销量现在看起来并不出众,但＂那时候,一般文艺刊物能销售两千册,已经算是不错的业绩了＂。

疏离文学的政治功利化——论《现代》与施蛰存的文艺态度

3 0年代初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在《现代》为阵地的论争 ,不是在文学的本体论意义上进行的 ,而多纠缠于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 ,施蛰存作为《现代》的主编和一个有独特审美追求的作家 ,以文学理性顽强抵御着现实政治的巨大诱惑 ,在现代文学史上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 。

读者批评空间与现代派文学——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读者研究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生成是在读者、编者、作者三者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施蛰存平民化的编辑理念形成了《现代》杂志的读者批评空间。这个独立平等的读者空间养成了读者的文化认同,并挑战着作者和编者的权威。在与编者、作者的交流中,读者参与了现代派文学的话语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