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兼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是现代性的两个主要推动力和特征,也是后现代着力批判的对象。“人的自我中心”与现代“理性”具有种种复杂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现代理性的种种问题和矛盾。理性只有重新获得德性维度和反省能力,才能在促使人的自我中心的发展之后,与感性和信仰一道,超越人的自我中心。而个人生活的重新社会化同时也是新的生活共同体的建立,则是现代性问题的化解之道。

“大屠杀”的现代性反思——读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大屠杀,一个本被归于人类非理性的结果,在社会学大师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视角下却是另一番景象;现代性,一个更多给人类带来福祉的体系,实则充斥着未知的风险和挑战。现代性背后的冷漠以及“理性”的现代人,是大屠杀得以顺利施行的要件。支撑大屠杀的基本条件并未消亡,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正活跃在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现实版的“大屠杀”仍可能会再次上演,我们置身其中却浑然不觉。鲍曼的分析无疑对我们摆脱现代性的困境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到我们身上,而是想到,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过去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如果有适当的条件,现在我们仍有可能这样做。

大屠杀何以可能,又何以避免——评关于大屠杀的几本著作

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中译本的出版，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民主、民主化及其后果的讨论。本文避开这一热点，另辟蹊径，评论书中讨论的种族清洗机制，并结合其他相关学术著作（主要包括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的《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和《责任与判断》，以及艾赅博（Guy B．Adams）、百里枫（Danny L．Balfour）《揭开行政之恶》），进一步比较关于大屠杀产生和实施机制的三种研究路径，以及如何避免大屠杀再现的视角，指出其优长与不足，并试图给出自己的更为宏观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