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政治理性与美学理念的矛盾交织——对于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的辩诘

从选家资格、阅读视野、文艺批评的态度、具体选目以及后续性的文艺思想等层面来看,尽管《现代诗钞》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美学风格,是一部艺术兴味较为充分的新诗选本,却也存在着诸种残缺与矛盾,与其说它是一部经典的文学选本,不如说它经典性地呈现了编选者闻一多这样一个有着自我期许的文艺家在时代政治面前的矛盾。就闻一多当时的艺术立场而言,它已然"完成";他放弃对《现代诗钞》做进一步编订工作,也主要是因为政治理性战胜了美学理念。

现代诗的独特言说——评《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当代诗学家陈仲义教授的新著 《现代诗:接受响应论》实现了中国新诗接受领域的又一理论突破。专著内化了西方接受美学批评与读者反应理论的精华,针对新诗接受的难度与困境, 抓住新诗接受的独特性、 开放性和边界展开了独立警醒的回应。在中西接受比较、 汇通的基础上, 返观古今诗歌的接受差异, 讨论新诗接受主体的裂隙、 局限, 质疑新诗接受中的各种影响因子、 难点、 特殊路径、 实效性与经典化, 分析了 “阐释共同体” 的接受前提、 “心得意会”的接受机制和以 “趣味”为中心的接受趋势,创立了 “哑铃模式”和以心动为主导的 “四动”图式, 建立了以形式化结构与接受响应度互动的坐标, 探寻出新诗的接受尺度及好诗的 “品级” 系列, 在诗歌接受学的现当代部分形成了独立的言说。

于张力处寻找诗语的深刻——评陈仲义的《现代诗:语言张力论》

从一般的研究角度出发,诗歌阐释体系使得诗歌本体研究呈现出一种中心话语状态,而弱化了诗歌的前提和基础———诗语。所以,在失衡的诗歌研究体系中,如何寻找到合适的研究角度来平衡整个诗歌阐释体系是当下诗歌研究的关键。而陈仲义先生的新著《现代诗:语言张力论》的突出亮点是将失衡的话语研究"解放"为诗语研究;在价值坚守下做诗语细部的延展;展现了审美突破下的阐释创新。

戴望舒研究资料辑佚与考释——以《苏俄诗坛逸话》和《现代诗风》为中心

戴望舒译作《俄国革命中的诗人》改名为《苏俄诗坛逸话》,是主动适应当时出版市场的需要,而非来自当局的审查压迫;他创办的《现代诗风》仅出一期,亦因经济效益不佳与稿源不足,而非为了创办后来的《新诗》杂志。当事人和研究者对文学事件的记忆与解释往往充斥着神圣化的建构冲动,而将经济、编辑等因素或遮蔽或忽视,但它们其实是文学事件的重要构成,影响甚至决定了文学事件的发生与进程。

《现代诗两首》教学设计

一、设计思路 《长城谣》《一片槐树叶》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故乡无限的眷恋，学习时需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生活阅历来理解品味。可让学生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诗歌寄情于物、借物抒情的写法，逐步养成比较阅读和迁移阅读的习惯和能力。教学时可按照“激情-朗读-分析-品读-延伸”的环节展开。

戴望舒与《现代诗风》

1935年10月10日，上海脉望社出版了一本杂志，刊名《现代诗风》。

学科成果的互相渗透──陈圣生《现代诗学》读后

任何学科如果有生命力的话，就因为它是开放的。别的不谈，单说诗论。我国许多诗话、诗论，常常借助绘画理论，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论家作出这样的评价，以及透视论等种种评法，明显表现出两者之间的互相渗透。语言学借用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的理论，后来又...

散点式的历史讲述与见证者的诗学建构——评《现代诗:讲述与评论》

时至今日,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它的百年历史进程。最近几年,围绕'百年中国新诗',新诗研究界涌现了一股持续的溯源、反思、总结的热潮。对于专门的诗歌研究者来说,纪念百年中国新诗的典型方式有以下两种:第一,拓展研究的深度。返回新诗的历史现场,重新发现历史的缝隙,松动已经固化的历史讲述模式,拓展新的学术生长点。

现代诗一组

眼睛看多了也不多这一眼这一眼。

纪弦(路易士)与香港诗坛关系考论

纪弦(路易士)是台湾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他与香港一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在沪港、台港诗坛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纪弦与香港渊源较深,他早年曾在香港就学,这成为他日后的重要记忆和创作经验;上海时期,他与戴望舒等一道提倡现代主义,与青年诗友创办诗刊《诗志》,并与北京、福州等地《小雅》《诗之页》等互动,此时香港出现的现代诗刊《红豆月刊》也加入这一阵营,成为1930年代新涌现的现代诗潮阵地,香港诗人鸥外·鸥等曾在《诗志》发表作品,纪弦更在《红豆月刊》发表约三十首诗作,成为香港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存在;抗战期间,纪弦避难香港,与岭南诗人欧外·鸥有进一步的交往,二人诗歌在书写殖民现代性方面也有精神上的契合;纪弦赴台之后创办《现代诗》,提倡现代诗运动,借由现代主义诗歌和现代诗刊,他与香港现代主义诗人马朗及其主编的《文艺新潮》有较多互动,在冷战的背景下推动台、港诗坛的交流;晚年纪弦赴美后,继续在《香港文学》上发表作品。终其一生,纪弦(路易士)都与香港关系密切,甚至可部分地视为香港文学史的一部分。

等等大雪等等霜——诗人赵令仪论

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黄裳曾经使用过赵令仪的笔名,但闻一多所编《现代诗钞》中收录的《马上吟》的作者赵令仪,系当时云南大学学生赵继铎,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笔名赵令一。他以这两个笔名在当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特色的诗文,其中诗歌方面既有《马上吟》等抗战题材作品,也有凝聚他个体生命经验的浪漫抒情诗,且为数更多。赵令仪善用均齐的诗体来节制感情,并以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使诗意隽永。

职业、社交与诗学:作为编辑的纪弦(路易士)

纪弦(路易士)是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但为人所忽略的是,他同样是一位诗刊编辑,先后编辑出版《火山》《菜花》《诗志》《诗领土》《异端》《现代诗》等多种诗刊。路易士早年学画,美术背景为他编辑刊物提供美编的专业视野;编辑诗刊为他自己提供了诗作发表的平台,同时也是他与诗坛交往的重要方式。如编辑《诗志》期间,他就与北京、武汉、福州、香港等地的《小雅》《讲座》《诗之叶》《红豆月刊》等诗刊互动,形成几乎遍及全国的青年诗人圈。纪弦逐渐形成的编辑理念,使他在继承上海现代派精神的同时也试图走出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