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反观与评判——对九十年代以来教材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沪上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的启发和引导之下,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呈现出以＂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为标准的人本型文学史的建构时期,自觉地疏离于单线进化和进步的政治型文学史的写作理念，采用复线性和网络性的复合文学史的思维模式，

以常变之道指引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

周保欣、荆亚平撰文《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指出，文学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尊重这样的大规律，并且把它转化为文学史叙述的叙事维度和重要价值诉求，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来说，是有着重要而突出意义的。首先，从认识论角度看，

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反思——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线索

论文以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考察线索,检讨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历史"话语的纠结以及文学史反思的向度。文中暗示,文学史反思的某些困难来自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结构,文学史的可能性和知识有效性也只能来自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局部批判"。

编写文学史的方式与原则——以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为例

本文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作为研究对象,以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史观原则作为基点,探讨我国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是采取何种方式与原则来撰写著作的,并围绕我国编写文学史著作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在其作品中所提及的编写原则继续深入探讨在新时代的文学视野发展进程中,编写好文学史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推动文学史创作更上一层楼。

理论建构与审美批评的文学史写作——评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

王达敏先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哲学研究已有三十余年，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别具一格的学术思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使王达敏先生的学术成果内涵丰厚且独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王达敏先生习惯于从哲学、文化和思想史的视角思考文学，同时坚持“文学是文学”的审美立场。《第三价值》、《稳态学》、《新时期小说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余华论》和《论文学是文学》这一系列论著是王达敏先生学术视角和学术立场的最好体现。最近出版的《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以下简称《思潮史》）是王达敏先生在学术道路上的新探索和新收获，这是一部修史者在场的有温度的开创性著作，从思想史进入文学史的独特视角赋予了这部著作深度和厚度，而严谨细致的理论辨析和灵动飞扬的文本批评更使其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

《哈萨克族文学史》评述

我国四卷本《哈萨克族文学史》的编写出版前后经过了近20年光阴,它是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和八·五＂规划、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重点项目的组成部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特别关心和支持下,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等8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

“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读札

作为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海外学者，王德威应该是第三代的领军者，他几十年来打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壁垒，将百年以降的所有文学史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哪怕是一个有文学史意义的不起眼的小作家）都纳入自己研究的视域中，这是我们大陆学者所难以企及的学术态度，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回溯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1952年创立以来,极为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在70余年的时间里,本学科共出版了50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文学史论著作。1950年代至1976年,本学科迈出了文学史编写的第一步,这为此后的文学史编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77—1989年,本学科在文学史编写上继续开拓创新;1990—1999年,本学科的文学史编写趋向多元化;进入新世纪的两个十年,文学史编写逐步向纵深发展,并实现了自我的跨越。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栏目进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首批入选名单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自2000年改版，根据学校发展需要，结合重点学科建设，开辟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为标志和总名称，包含“现当代文学史”、“文学新视野”、“世界华文文学”、“中外散文研究”、“新诗研究”、“女性文学”、“经典重读”、“名家研究”等子栏目的全面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栏。200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并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以后，

历史哲学的反思

中国有浩繁的二十四史，无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详尽地记载，铺写历史的事件和过程，成了中国“书记式”的史学家、文学史家的思维定势。当人们对版本众多而格局单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满，呼唤“重写文学史”之际，已经醒悟到“历史哲学”的重要。

揭开现当代文学史缺失的一角——再论旧体诗词应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纵观我国学术界的百余本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各版本都对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学革命运动、文学思潮和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思考,从而在文学史中呈现出不同的思路和模式,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学术界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经典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史观的反思——以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受制于某些先验的思想前提而鲜有突破,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过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三大个案的发现,将现代文学发生的时间提前三十年,现代文学史的边界也由"五四"前夕推进到晚清。然而学术的边界与学科的边界是不同的,两者的差异在于如何确定文学史的划分标准和个案选择。任何一种具有表征性质的个案判断,都应该是对一个时代的整体判断,只有某种变化成为一种主流或时尚时,才能说是"一个时代"的变化。"1911"、"1917"和"1949"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几个质变的关键点。

形式的复调:文学史编写的内在精神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文学史的现代编写从思想观念到写作形式,从理论资源到评价标准都呈现出由单一而多元的趋势。检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不可否认形式之于历史话语所愈发凸显出的重要意义和功能。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复调对话,应作为文学史编写的内在精神和思考路径;而述史者创建多种多样的形式,离不开历史哲学这一知性动力。

走出教科书体系确立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写作的人类性和个性化追求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的大同小异，表明文学史的写作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约束。因此，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走出教科书体系，追求人类性和个性化便成为文学史写作突破的关键。

“新文学史”的百年反思和不懈探求——以丁帆新近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为例

作为一直在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同仁，2013年由教育部中文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教材之一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以下简称为“丁编文学史”）上下两册逾百万字的出版，无疑是近年在高等教育教材编写上有着新探索的成果，十分令人兴奋鼓舞。而关于文学史重写的新尝试、新经验的某些学术话题，也将会引发学界之广泛讨论。

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的过程。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也曾经成为一个学术的焦点。＂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转型＂、＂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问题的讨论,使这种反思具有了更为明确的学术指向性和可操作性。但是,长时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