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以历史视角解读莎士比亚的具体方法”--戴维·卡斯顿《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述评

在其专著《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中,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提出,文学研究若要朝着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需要的不是拿出更多的理论,而是更多、更细致的历史事实。该专著重新审视了理论(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对于莎学研究实践的作用,探索了文艺复兴时期王权机制、剧院运作、图书出版等方面的诸多历史事实,分析了它们对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影响,同时,卡斯顿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实践,展示了“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研究或应采取的路径和方法。

贝多芬式莎士比亚悲剧:透过奏鸣曲理论解析《科里奥兰序曲》

贝多芬与莎士比亚的相遇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当时德国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狂飙突进”的文学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将莎士比亚视为“天才”,自此,莎剧成为众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灵感源泉。贝多芬共创作了五部以莎剧为背景的作品,《科里奥兰序曲》是其中的唯一一部管弦乐作品。该序曲以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罗马史诗悲剧《科里奥兰纳斯》为叙事基础,再现了英雄科里奥兰纳斯与其母亲的冲突与最后的自我破灭。本文采用赫珀科斯基和达西的《奏鸣曲理论》观点,来探究贝多芬是如何通过奏鸣曲曲式结构表现这两种戏剧性内容的。在正式进入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在第一章里论述了莎士比亚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情况,继而揭示了贝多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与莎士比亚产生联系的。接下来,在第二章中,通过对莎剧原作的整理与迄今为止对《科里奥兰序曲》的重要讨论,建立起对这部序曲的基本理解。最后,本文将运用《奏鸣曲理论》,分析贝多芬在《科里奥兰序曲》中使用了怎样的创作手法,最终总结出贝多芬是如何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元素转化为具有奏鸣曲曲式结构的悲剧故事的。

都市女性群像剧的现实主义创作--基于“莎士比亚化”理论

近年来,都市女性群像剧爆款频出,反映社会问题,发出女性心声,符合女性审美,在众多类型电视剧中满足女性需求,引起情感共鸣。艺术作品要坚持真实性、艺术性和浪漫性相结合,在反映社会真实的同时还要注重作品创作的内在。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莎士比亚化”强调在坚持作品真实性的基础上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根据“莎士比亚化”的创作理论,都市女性群像剧应牢牢把握社会环境真实性、人物塑造典型性和群像交互关联性三个方面,真正创造出接地气且能给予女性力量的优秀作品。

莎士比亚批评史上的“性”研究及其理论化倾向

莎士比亚以优雅的姿态在其戏剧、十四行诗和叙事诗中处理了性。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由于舞台表现中对莎士比亚作品中性的不同理解和演绎、评论界对性的淫秽的阐释以及20世纪不同批评流派对莎士比亚性研究的介入,莎士比亚与性的研究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历史建构,呈明显的理论化倾向。

论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的亲缘关系及其理论意义

作为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和莎评专家，梁实秋的一生与莎士比亚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他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钟爱，除了胡适、约翰生以及他的家人等外来因素作用外，关键还在于他本人对莎士比亚创作的独特的价值认同，这突出表现在情理和谐的理念与含蓄的道德意义两个方面，它们显示了梁实秋不是一个彻底的、坚定的古典主义者。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探讨梁实秋接受莎士比亚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进而有助于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认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从而赋予梁实秋一个新的认知空间。

“理论”之后的理论: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刍议

21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逐渐形成“‘理论’之后的理论”范式。文学理论经历了从“大”到“小”的裂变,呈现出跨学科和异质化的倾向。各种“边缘理论”和“亚理论”众声喧哗,颠覆了理论以往单一的宏大叙事模式。“理论”之后的理论关注全球化语境下的多语种、多文化的文学研究,发掘以往被遗忘和被压制文本的新文学史。此外,文学理论时尚化和市场化也是“理论”之后的理论的重要特征。文学理论的市场化和学术出版的经济学促成了“新经济文学批评”的形成。概言之,“理论”之后的理论是一个开放、流动、块茎状的体系,以延异的方式展现其多元性和差异性。

从歌德到莎士比亚——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与实践

郭沫若是个深受外国戏剧浸染的中国现代史剧作家。郭氏自称早期的浪漫主义史剧创作主要是受歌德的影响,但由于他对歌德的借鉴是基于对歌德的一种误读,实际上更接近于“席勒式”的纯主观的浪漫主义。40年代以后,郭氏的史剧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向莎士比亚式的客观性的转变,可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主流话语的导控,其表现手法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莎士比亚。纵观郭氏后期的史剧创作,唯有《孔雀胆》是从精神实质上接近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本文试图从郭沫若的史剧观念与创作的衍变入手,论述歌德和莎士比亚对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影响,从中探寻中国现代剧作家接受反应的一些经验教训。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王木春一、莎翁悲剧对亚氏悲剧理论的超越在当今文艺理论界和美学教科书中，关于悲剧，流行着这样的概念：悲剧所歌颂的主人公是正面人物，主人公在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由于力量悬殊，不能制服丑恶，遭到致命的打击，不是失败...

打开心灵之锁的金钥匙——表现理论:从莎士比亚到华兹华斯

从表面上看,华兹华斯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做了一个很好的疏浚工,承当朝之华靡文风,新古典主义的压抑感和窒息感,工业发展兴旺,旅游业兴起,传记文学得到偏爱,十八世纪哲学对心灵的同步探索等因素,发现自我表达的汲汲所需,莎士比亚并非直接为华氏表现理论指点迷津之人,相关著述对莎华二位关系也未曾做过深入阐发。但是,细心考察发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内容,以及其坎坷、神秘的版本命运史,正如华氏所云,不仅为莎翁本人心灵之锁提供了解铃之人,也为华兹华斯的心灵之锁奉献了一把打开心结的金钥匙。

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述评

从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本·琼生起始,关于莎剧的评论和研究几乎贯穿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从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后现代主义、一直到新历史主义构成了一条解析莎剧的完整链条。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在莎剧中的解读与阐释,展示莎剧的全面而深邃,从而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理解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剧作家所具有的跨越时空、光照百代的巨匠风范。重读其经典剧作带给人们的一种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感受内在变化的冲击力。

以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分析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英文)

亚里斯多德对文学作品中的悲剧理论的阐述在文学的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情节结构理论和悲剧理论的其他六部分,常被用来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

中国莎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体系——孟宪强的莎士比亚研究思想

孟宪强教授毕生致力于莎士比亚研究，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撰写了多本具有重要学术理论深度的莎士比亚研究专著，为中国莎学融入世界莎学的主潮，彰显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特色，促使中国莎学界走向世界倾注了心血。中国的莎作翻译、莎剧舞台演出和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莎学的重要实践与理论基础．我们已经在这个基础上初步建构起中国莎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两点使我们的莎学研究不同于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域的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和建构这一体系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而无论是彰显“有中国特色的莎学”，还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体系”本身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21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孟宪强教授为中国莎学研究作出的杰出贡献，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影响理论与莎士比亚互文性

总结了20世纪初以来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影响理论的某些论述及其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体现，特别关注了后结构主义对文学理论占主导地位前后互文性的内涵的变化及其在研究莎士比亚的创作及其在后世的改编、改造上运用。莎士比亚本人创作中使用的互文方法可以给其作品的后现代改编提供样板，也同样挑战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概念的稳定性。

从巴赫金对话理论看莎士比亚译作在民国时期的传播

莎士比亚作品译本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出发,从民国文化转型时期文化界产生的三大趋势探讨莎士比亚作品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认为此现象是民国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传统下层文化地位大幅度提升及革命文学蓬勃发展三大趋势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巴赫金对话理论探讨莎士比亚作品译本的接受状况有利于人们对其进行历史与整体的把握。

从操纵理论看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翻译差异——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三个中译本为例

从西方文化派操纵理论的角度系统分析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的莎士比亚译作《李尔王》翻译活动,以此突破翻译界多年来的单一评价标准,转而从系统多元的角度分析其三人译作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梁实秋、朱生豪和卞之琳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理论和赞助人三方面的深刻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朱生豪本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弘扬中国文化之心;梁实秋怀着对莎士比亚的激赏;而卞之琳则是因对诗歌的热爱。而在诗学理论方面,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的语言差异不大;而卞之琳则完全采用诗歌形式翻译全文,朱生豪与梁实秋则偏向使用散文体与诗歌体相结合的形式。赞助人对三人的影响更加明显,詹文许在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选择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胡适更是梁实秋散文体翻译形式的奠基人;卞之琳作品中的政治倾向也受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赞助人的重要影响。因此,梁实秋、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莎士比亚译本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都是受意识形态、诗学理论和赞助人操纵的翻译产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倾向性。

经济学视域下的莎士比亚:评霍克斯的《莎士比亚与经济理论》

莎士比亚研究理论化趋势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显现,对应了文学研究在学科交叉和多元视角下的发展态势。本文以亚登书局的莎士比亚理论系列(Arden Shakespeare and Theory)中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莎士比亚与经济理论》为切入点,对其跨学科的莎学批评视角和观点进行分析与评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经历着各种经济转型和重大变化,而其中新经济语境下社会、心理、美学、伦理等方面的微妙变化让莎剧和经济学发生了批评的关联。莎剧创作、表演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究其根本并非单纯的美学艺术事业,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商品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梳理和厘清“经济”一词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莎士比亚影响的关系,莎士比亚时代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经济学转变,以及相关的重要观点和案例分析等一一被阐明。通过莎士比亚的创作和经济学视角的批评,我们能进一步领悟人类和金钱相互主客体转化的现象和进程,并深入观察和了解莎翁时代英国社会在心理、文化和社会上的变迁。

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的诗歌翻译——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二十九首中译为例

莎士比亚的诗歌创作以十四行诗而著称于世。他的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以来,不同时期的翻译家都对其进行了中文翻译,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译本。从文本类型理论这一视角出发,以Sonnet29为个案,选取梁宗岱、辜正坤、曹明伦三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三者的翻译都采用了"以诗译诗"的文本形式,再现了原作的美学内容,忠实地传达出作者的情感态度。由此看出,文本类型理论不仅对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而且对不同译本间的比较也具有实践性意义。

莎士比亚中国化的理论术语建构

莎士比亚中国化是一个既具有丰赡的思想渊源，又能适应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时代论题。莎士比亚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学理依据，以莎士比亚作品为立足点，分析和阐释与莎士比亚戏剧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理论问题。莎士比亚中国化的事实依据是：在外国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我国莎学界已经做到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建设之路，勇于担当起“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历史使命。莎士比亚中国化需要完整的理论建构，本文就此提出十个基本理论术语：“化”、“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中国化、中国化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因子、莎士比亚意象、莎士比亚形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莎剧演出中国化、莎剧翻译中国化等，这些基本关键词对于当代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酷儿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性理论思潮。酷儿理论向传统观念意识提出挑战,主张打破男人/女人、同性恋/异性恋、常态/非常态的界限,彻底改造人们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处于边缘化的酷儿们在主流文化之外找到自己的位置。酷儿理论的基本主张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有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对异性恋/同性恋二元对立的批判及对男性/女性二分结构的消解。

瓦伦丁·卡宁汉阅读理论观澜:消解、重构与回归——以《理论之后的阅读》为论述中心

20世纪后半叶,文化理论占据霸权,文学理论逐渐式微。就前者存在的诸多问题,卡宁汉没有置若罔闻,他的代表作《理论之后的阅读》正是对文化理论的反思。该书立足于文学学科语境,其中重建的接触性/动人阅读理论是阅读理论的新世纪重塑。它弃置了囿于理论的宏观视野,放眼真实读者的阅读情感和阅读反馈,对泛文化研究作纠偏之用。体现了后理论时代背后的文学文本回归、情感经验回归和人学主体回归“三位一体”的诉求与愿景,为本土“文学文本解读学”“文学是人学”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相契合的理论参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