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俐侬、范正明版在情节方面对高则诚《琵琶记》改编

《琵琶记》源于民间故事《赵贞女蔡二郎》,元末作曲家高则诚将其编写成四十二出的南戏。随着时间流转,《琵琶记》也在各个剧种中开花结果,各剧种依托着自身特色,对《琵琶记》进行了艺术性再创作,彭俐侬、范正明改编版湘剧《琵琶记》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本文借此成功案例,浅析传统剧目改编湘剧的经验,以期推陈出新。

译者声音视角下《琵琶记》的英译研究——以莫里根的译本为例

高明的《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本文以译者声音理论为指导,以《琵琶记》的莫里根译本为个案,从文本内和副文本两个层面入手,考察译者在两个维度的发声。研究发现:在文本内层面,译者通过将原文含蓄信息显化,人称的转化与增添,以及对戏剧体例的独特处理体现了译者的声音;在副文本层面,译者通过导言和注释对文本内的重要信息的解释进行跨文化交流。本文期望对《琵琶记》译本的研究能提供新的视角和补充,拓展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理解和解读。

《琵琶记》主旨新探

蔡伯喈中状元引发了全家人的人生悲剧让人匪夷所思,为了将这一悲剧写得自然与感动人心,倒逼机制逼得高则诚逆向思维,逆向设计,结果作者无意间揭示出这一主旨:独子被非法秘赘豪门引发了人生悲剧。牛相只有独女,他只能让女儿招赘,赘婿必须是贫穷的状元郎,但符合这一条件的蔡伯喈不巧却是独子。独子入赘是违法的,等不起的牛相只好利用圣旨等权势强赘,为避免与蔡家发生直接冲突严重伤害蔡伯喈,使其不愿为自己所用,牛相封锁消息,使蔡伯喈与家人失联。在灾荒岁月,缺乏儿男的支撑,儿媳为赡养公婆独自在死亡线上挣扎,但结果依然是公婆双双饿死,于是悲剧形成。

中国台湾藏明刊巾箱本《琵琶记》考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明嘉靖间苏州坊刻巾箱本《琵琶记》因战乱流于台北,致使内地学者难以查阅,只能根据民国间董康诵芬室影印本加以研究。今据台北所藏巾箱本原本可知,诵芬室影印本题跋次序有所颠倒,并少陈宝琛、吴湖帆、禇德彝题跋四则,阙“贵池刘世珩假观”等印鉴二十余枚,卷首插图亦为后增。在翁同龢之后,巾箱本实际并未经过刘世珩、张钧衡收藏,而是归于蒋祖诒密均楼与张乃熊适园。巾箱本的刊刻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间,其中个别补叶,则出于万历间别本。

陸貽典抄本《琵琶記》對“元本”的保存、改動與誤録

清康熙十三年(1674)陸貽典抄本《琵琶記》,是爲保存錢遵王舊藏明弘治間《元本琵琶記》所作,在基本依循元本舊貌的前提下,又據錢氏所藏明嘉靖戊申(1548)蘇州郡肆刻本及通行本做了部分格式改動。因其所抄並非直接依據元本,而是據“丹黄塗乙,展卷棘目”的元本之校本,且抄寫時已年近花甲,性不耐書,故時有訛誤。用與之同署“南溪斯干軒訂(校)正”的嘉靖間巾箱本作比勘,可校正陸抄本部分誤録,進一步還原“元本”面目。

《琵琶记》人物形象研究评述

《琵琶记》自杀青付梓之初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当代学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在《琵琶记》蔡伯喈、赵五娘、蔡公蔡婆、牛丞相、牛小姐、张大公等人物形象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内化与深描:探询南戏创作中悲剧性内韵的表征——从《荆钗记》和《琵琶记》谈起

四大南戏之一的《荆钗记》和“南戏之祖”的《琵琶记》在戏曲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一部琵琶与荆钗,数年花开开不败”,两部作品情节上的联系以及作品背后的悲剧性底色是本文的研究核心。从文章主旨出发探究寓言对《琵琶记》与《荆钗记》叙事创作的影响,挖掘戏曲的表层特征和深层结构。文人化进程加深并主导戏曲创作,对悲剧苦难根源的反思已经从客观环境影响转向对文化伦理自身的探究,内化关注目光,重视自身的悲剧内核,为南戏创作描绘出别样的景观。

浅析《琵琶记》中蔡伯喈的生存状态

《琵琶记》是由元代戏曲家高则诚所创的南戏,这个戏曲是根据宋元时期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为原型、《赵贞女蔡二郎》为基础再创作而成。《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生动立体,他是典型的儒生形象,在父母与功名面前,他选择了照顾父母实现他的“孝”义,在上层的权力压迫下,他选择背信弃义迎娶丞相之女,生存环境的转变也体现出了蔡伯喈从“经”义向“吏”义的转变。

许身芷兰情 徐按琵琶声——从许(伯遒)派昆笛技法到昆曲《琵琶记》的传承之路

昆曲艺术流传至今已有六百余年,被称为“百戏之祖”“曲中幽兰”。根据文化部于2017年12月26日在京发布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截至本次普查标准时间2015年8月31日,全国目前仅存348个剧种,而这些剧种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唱腔音乐的不同。自明代魏良辅改良昆山腔以来,昆曲以其“细腻委婉”的“水磨调”独领“雅部”二百余年,是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期间真正意义上的“国剧”,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传统戏剧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更是中国古典音乐的主要代表之一。

“风化”、形象与驳论架构:谈《琵琶记》的艺术创作法

南戏之祖《琵琶记》以其鲜明突出的主题思想与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著称。它不仅使艺术作为社会思想发声的宣传主体身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凸显,也使观者能够对艺术作品进行沉浸式体验并与剧目中的艺术形象阐发共鸣,从而达到“有关风化体”的目的,也使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得到深化。一部作品从“有关风化体”的思想确立到运用艺术手法塑造形象、架构内容直至最终完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而这也正是《琵琶记》长久以来魅力不减的生命力来源。因此,《琵琶记》如何把握风化,以及将“风化”融入艺术创作的方法,正是创作者需要着力思考之处。

论《琵琶记》中蔡伯喈和赵五娘的错位形象

《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在剧中,高明将蔡伯喈和赵五娘置于错位的处境,从性格内核、个人处境、他人认同这三个主要方面塑造出两人的错位形象。蔡伯喈作为男性却被动懦弱,赵五娘作为女性而柔韧坚强,这样对比鲜明的形象错位,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男强女弱的固有认知,使人物的性格内涵复杂化,同时也展现出高明对人性的包容,对人生困境的思考。

论《琵琶记》的悲剧审美意蕴

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优秀作品之一,高明创作的南戏《琵琶记》被誉为“南曲之祖”,在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作品中的人物、创作的时代背景,还是作者的审美理想来说,都具有浓郁的悲剧意味。此外,《琵琶记》还蕴含着深厚的审美价值,具有不同于西方悲剧作品的独特审美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

从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到传奇《琵琶记》

文人传奇《琵琶记》与民间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题材相同,但故事结局、剧作主题、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等已发生了彻底转变。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剧分别作为文人之作和艺人之作的不同。由于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赵贞女蔡二郎》与《琵琶记》在偏重于情感宣泄或理性思考、声讨或回护文人阶层的立场以及美学旨趣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论《审音鉴古录》中的“戏曲导演意识”——以《琵琶记》为例

《审音鉴古录》是中国古代戏曲"第一部专门的导演著作",为中国古代戏曲提供了早期戏曲舞台的"导演意识"。本文试以《琵琶记》选段为例,从构成当代戏曲舞台的三位主体——导演、演员、受众出发,来分析《审音鉴古录》所具备的早期"导演意识",从而以古鉴今,引发更多对当代戏曲舞台导演艺术的思考。

南戏《琵琶记》遗存考

本文除对散存各处的不同版本《琵琶记》予以考究与统计外,着重介绍《琵琶记》在近代各地方剧种特别是高腔系统中的流播与演出情形,以见其遗存之富与传唱之盛。全文分“古本”的遗存、“通行本”的遗存、“选本”的遗存、在地方剧种中的传唱等四部分。

明刊本《琵琶记》版画插图风格研究

本文通过对明刊本《琵琶记》不同版本的版画插图的梳理,探讨其不同时期版本的风格特征和表现形式,并通过明刊本《琵琶记》的版画插图论证明代版画的演变过程。

新发现疑是元高明《琵琶记》本事之“词话体南戏”《戏孝琵琶》

元高明《琵琶记》的本事来源,以往均以南戏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为是。新近发现与元明"叙述体"说唱词话相同的清写刻本《戏孝琵琶》曲本,笔者通过其所含有的《赵贞女蔡二郎》"雷诛"语言因素、赵五娘"孝"思想等因素,发现《琵琶记》较其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因素,既包含南戏"代言体",也包含说唱词话"叙述体",其写刻所依之原始唱本当属于早期元代说唱词话与南戏相衔接范畴,这对于《琵琶记》本事的来源研究,以及元代说唱词话向南戏、元杂剧的过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琵琶记》：悲剧的制造与消解

《琵琶记》的“翻案”是对原文本的一种“范型重铸”，它试图通过儒家人格价值的建构，为社会提供一种“合成”的关怀系统。但“三不从”的戏剧冲突却造成本文深处“情感”与“伦理”对峙的二元结构；而且“全忠全孝”的求全构想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忠孝之间的价值抗衡永远无法消解。从蔡伯喈和赵五娘身上，可以读出许多不同的意味来，前者是一个两套话语的矛盾集合体，后者则是一个文化的构作。

厥旨渊放 归趣宜求——《琵琶记》复杂面貌成因索解

《琵琶记》主题与人物的争论 ,自其问世以来 ,始终没有停止过。本文试从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特征、故事原型和作家创作意图对作品主旨的影响等方面重新观照作品的能指与所指。追根溯源 ,探索和归纳造成该剧复杂面貌和多向意蕴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