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甘泉赋》作年考辨

扬雄《甘泉赋》的作年,迄今有六种观点。《汉书·扬雄传》认为作于扬雄随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之后,但未给出《甘泉赋》创作的具体年份;《文选·甘泉赋》李善注引《七略》认为作于永始三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认为作于元延元年,应者寥寥;《文选·甘泉赋序》李善注引桓谭《新论》认为作于扬雄死之前日,经历代学者辨析,这条材料存在缺漏讹误问题,不足信;《文选·甘泉赋序》李善注认为作于永始四年、王益之《西汉年纪》认为作于元延二年的观点,各有追随者。在剖析历代歧说基础上考辨,《甘泉赋》作于成帝首次祭祀甘泉泰畤的永始四年,与成帝企图通过祭祀求子嗣、拓迹开统有关。

扬雄甘泉四赋新解读

将扬雄甘泉四赋放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不难发现,扬雄四赋实为西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影响下诞生的优秀作品。四赋均针对当时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创作,因以讽谏,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典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期待社会变革、延续国运的普遍心理。四赋运用借刺古以刺今、借美古以刺今、借美今以讽今、借第三者之口直接刺今等四种讽谏艺术表达方式,虽然达到了扬雄本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要求,却未能获致其期待的讽谏效果,昭示着这时期士大夫补衮努力的失败与西汉国运的无法挽回。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古人关于赋的虚实之辨——从“玉树青葱”说起

历代学者对于扬雄《甘泉赋》中的玉树理解颇多分歧,或以为真玉树,或以为槐树,或以为似槐树,或以为人造玉树。此问题的产生与赋既以方志为基础,又有在此之上的夸饰、虚构关系密切。古人或以征实为标准评判赋,对其虚构之笔大加责难,或因文会意,深得赋家用心。

实物档案背后的故事（五）——民国“云南省立龙渊中学”

龙渊中学成立于1942年,位于昆明西郊小屯村,长虫山西麓,南距黄土坡1公里,距西站4.5公里,东南距大塘子村2公里(明代此地有军屯,名上中营,后为囤粮之地,故名"小屯",渐成村落,沿用古名,今属昆明五华区普吉街道办事处管辖)。龙渊即深渊,古人认为内藏蛟龙,先秦杂家著作《尸子》卷下:"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汉代杨雄《甘泉赋》:"漂龙渊而迟九垠兮,窥地底而上回";唐代刘禹锡《伤我马词》:"金台已平骨空朽,投之龙渊从尔友"。

揚雄四大賦蘊含的文學理念

揚雄是漢代最爲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語言學家和哲學家,一生著述豐富廣博。其文學造詣主要體現在辭賦創作上,《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大賦是奠定其文學家地位的重要作品。本文以此四大賦爲審視對象,探索其藴含的文學理念與理論建樹。

立意深远 格调高雅 大气磅礴——《中国·世界遗产赋》序

赋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学体裁。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荀子的《赋篇》为鼻祖的赋文,共铸辞赋文学之发端。西汉枚乘的《七发》、贾谊的《吊屈原赋》,以司马相如之《上林赋》、扬雄之《甘泉赋》、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两京赋》为代表的汉赋四大家作品,已达辞赋文学之高峰。

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成说检讨--以扬雄《甘泉》《河东》二赋为中心

对汉赋的文本性质或政教功能,学界向来认同《史记》《汉书》的记载,而结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文学状况,汉赋文本皆有其独立的文本性质,甚至隐含着不为史书记载的政治动机。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汉书》以为有“风劝”之功能,这就认为其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然深入考察二赋文本,我们会发现二者主要写神仙与祭祀过程,与“风劝”、讽谏、歌功颂德等并无直接关系。由此看来,《史记》《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扬雄等西汉赋作中的“风谏”“风劝”之论,很有可能是“史臣追书”所致。汉赋的政教功能,其实是在一定历史阶段,被人为纳入《诗经》等经学政教功能、社会功能的轨道,从而遮蔽了汉赋文本的思想原貌。对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的认识,就需要重新予以检讨。

《文选》郊祀赋略论

“郊祀”类赋，在《文选》所分十五类赋中，排在第二类，地位仅次“京都”类，又高于其他诸类。而所选作品仅有扬雄《甘泉赋》一篇。独一篇而标类者，在《文选》赋类中有三，即“郊祀”、“耕藉”和“论文”。三类中，“郊祀”又居最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郊祀”何以为一类？

简论《文选》对唐代律赋的影响——以大历十二年进士科所试《通天台赋》为例

本文以大历十二年所试《通天台赋》为例,探讨《文选》对唐代律赋的影响。文章以为,唐代律赋在语言、文意等多个方面模拟《文选》,而且比例很高。但同时,唐代律赋在主题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所以总的说来,唐人在律赋写作时,对《文选》既有因袭,也有变化。律赋时一种科举文体,唐人从小就开始习作,这种写作习惯往往伴随着唐人的一生,并延伸到其它文体,从而形成了唐代文学深受《文选》影响的特色。

汉代文学与图像关系叙论

汉代的文图关系主要呈示于三大特点。其一,从继承之传统来看,汉代对先秦文学中的形象有诸多图像进行表现。神话故事方面,《山海经》中的众多神仙怪兽形象;神仙信仰方面,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传说故事方面,《左传》、《战国策》中的君王将相等。在汉代,这些人物或者异兽以画像石、画像砖。

千秋一扬雄

扬雄,成都人。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著名辞赋家。西汉官吏、学者。四十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当政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杨雄早期曾以《长扬赋》《甘泉赋》《羽猎赋》等佳作闻名于世,与司马相如齐名。后来他又放弃辞赋之体,转而研究哲学、语言学,并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又著有《方言》,记述西汉时期各地方言,成为汉代一大著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