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十日谈》中的乡村伦理危机与精神救赎

在《生死十日谈》中,作家孙惠芬以探寻死亡缘由为切入点,通过展示意外死亡降临过的家庭中的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揭示出乡村家庭伦理道德普遍失序的现状,揭示了贫病与乡村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生存黑洞。作家多方探寻摆脱苦难的方法,如皈依神灵和宗教、回归大自然、专家的心理治疗等,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关注和救助农村中贫病的弱势人群,也希望每一个苦难的生命个体都能进行自我救赎,更坚韧、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非虚构”小说的乡村叙事艺术——以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为例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巧妙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策略进一步增益文本的审美价值。在叙事姿态上,以实际行动深入农民生活,亲自进行调查和采访,力求还原乡村内部肌理的真实;在叙事语言上,启用了“不可靠叙事者”干预机制,促成了众声喧哗的复调叙述效果,扩大了文本反讽的张力;叙事结构方面,沿袭了鲁迅乡土小说“离乡-归乡-再离乡”的模式,在故事推进的同时不断“回望”,形成了一种“去而复回”的环形结构。这些叙事艺术的运用不仅升华了小说的主题思想,还为以后“非虚构”乡村叙事提供了借鉴。

生与死的观照——论《生死十日谈》中的乡村世界

《生死十日谈》是辽宁作家孙惠芬的一部表现东北乡村生死主题的"非虚构"作品,小说以社会学调查的方式,通过对自杀者遗属的采访调查,追踪农村自杀群体自杀的原因,揭示乡村中濒临"死亡"的道德伦理及精神信仰,反映自杀遗属的精神状态,从而展现了处在现代化转型期的乡村世界。作者以人道主义关怀来观照中国乡村中的"生"与"死",揭示处于当代乡村变革漩涡中农民的精神世界,并努力探寻当代乡下人的精神出路。

乡村致死之疾——论《生死十日谈》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旨在呈现乡村自杀真相,问世之后引起了较大反响。通过梳理不难发现,贫病、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城乡差距以及伦理危机,是最为醒豁的乡村致死之疾。当乡村不过是"生死场"时,其生存景观便有如荒野,而存在于乡村的上帝信仰,终究是农民对于不能承受的生存之重的被动面对。乡村致死之疾的根除或自我救赎的实现,实则还是有赖于乡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建设与发展。

关于死亡的女性书写——《生死场》与《生死十日谈》比较研究

萧红的《生死场》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相隔近百年东北女作家表现东北乡村生死主题的两部小说。两部小说的异同展现出东北农村近百年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变革给人们带来的生活境遇和精神世界的变化;而在文本中体现出的女作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却是不变的。这两部小说展现的历史画卷和作家的情怀也纠正了人们对女性文学的刻板认识。

意识形态建构与乡村救赎——从《中国在梁庄》到《生死十日谈》

作为近年"非虚构"的代表性作品,《中国在梁庄》和《生死十日谈》都以社会学调查的方式深入乡村,呈现了今日局部乡村触目的荒野景观。除表现贫病、伦理危机以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而来的乡村"空心化",作品也让人看到了乡村可怕的"精神黑洞"。而农民的精神困境,还有他们为达成心灵救赎而做的努力,更提示构建一种新的乡村意识形态的迫切性。

近年非虚构女性乡土文学辨析--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生死十日谈》为例

非虚构女性乡土文学是近年女性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一翼,出现了以《妇女闲聊录》等为代表同时极具争议性的诸多优秀作品。这部分女性文学在写作内容上主要面向当下乡土社会的生存困境与凋敝现实,在写作技巧上打破了传统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界限,在写作情感上趋向日常生活与女性情感诉求。非虚构女性文学创作是近年来乡土社会走向萎缩困顿的真实写照,是女性作家由个人化叙事转向社会化叙事的重要体现,是21世纪女性文学寻求艺术创新与精神高度的成功实践。

进入现场的写作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从邵丽、孙惠芬看女性作家乡村书写的一种路向

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均建立在作家对于当下乡村生活真实参与的基础上,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她们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中那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姿态和严谨的写实手法,而是将自己置身于驳杂纷乱的乡村现场,既能够直面当下乡村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同时又立足于多样的生命诉求和复杂的现实生活基础,力图在众声喧哗中接近生活的本相。邵丽和孙惠芬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也是这类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对于当下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膜有着清醒的认知,同时又主动寻找与他者之间在生命上的内在关联,并由此完成了对自我的丰富。邵丽和孙惠芬的写作具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她们的写作融入了女性经验又体现出超性别的视野,对于现实主义的乡土书写富有启示意义。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孙惠芬长篇创作经验来源的思考

一2000年孙惠芬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此后她在长篇小说领域的探索一直在继续。《上塘书》(2004年)、《吉宽的马车》(2007年)、《秉德女人》(2010年)、《生死十日谈》(2013年)、《后上塘书》(2015年)、《寻找张展》(2017年)相继出版,孙惠芬以两三年一部的创作频率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