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死场》“文本断裂”问题再评价

新世纪初,有学者认为《生死场》后八章转向抗日主题,与前九章生民生老病死的主题存在断裂,一度引发学界争议。本文认为,《生死场》实际并未出现文本断裂。后八章并非割裂地讲述抗日故事,而是着意深入表现生民对战争作为新的常态化生活的适应;且在人物塑造上均注重营造宿命感,人物的命运轨迹前后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从全篇看,《生死场》统一于表现北方人民深受压迫后艰难觉醒、理性精神逐渐萌芽的主题,前后部分均处于有机联系之中。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萧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特征及其成因探析——以《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例

萧红以细腻而富有情感的笔触描写了在旧中国传统封建礼教观念对女性命运的束缚与摧残,她在《生死场》《呼兰河传》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悲剧特征的女性形象。文章以命运多舛的女性人物为切入点,对萧红作品中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进行剖析,旨在揭露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同时探究萧红书写女性苦难的原因和独特价值。

《生死场》的国家意识

萧红《生死场》的反帝抗战救亡话语也可解读成一种政治学话语,那就是国家意识。保家卫国的公民义务观、殉国思想和国家至上意识,是《生死场》所要表达的国家意识。因为是一部带有政治使命的小说,所以,萧红在兼顾功能性和文学性的基础上择取表达国家意识的方式,这些方式包括感性语言的呼唤、间接描写的衬托和被动式的变迁,它们有效促进了《生死场》国家意识表达的深化。萧红之所以表达强烈的国家意识,或与她特殊的“失国”体验和“反弹式”的国家认同有关。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苦难元素

在《生死场》中,萧红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意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劳动妇女的生命状态、生活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通过苦难元素的书写增添了作品的魅力。本文就在介绍萧红及其作品《生死场》的基础上,对《生死场》中苦难元素的构成、叙述方式进行了解析,并凸显了这些苦难元素书写的价值。

探究萧红小说《生死场》中的自然意象与乡土世界

《生死场》是我国女作家萧红描写哈尔滨乡村生活的一部小说。在小说的故事讲述中,通过对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展现,立足于农村视角,将人民的苦难以及生活的不易轻松地展现了出来。分析萧红《生死场》中自然意象和乡土世界,进一步了解其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核,分析《生死场》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副文本的文化重构:《生死场》初版封面与萨满文化

封面作为新文学副文本,蕴含独特内涵,但萧红设计的《生死场》初版封面,其文化内涵的解读处于“失语”状态。图画是作家对作品内容或主旨的另一种形象表达,能补文字之不及。因此,萧红设计的封面也存在意蕴,具体表现为“人与动物共同体”、“天—人”关系的失衡、黑土与母系、萨满文化与故乡的生命思考。这些表达也在正文本中得到印证,正、副文本产生了互文。

从翻译规范论分析《生死场》的语言特点及英译策略

本文将《生死场》葛浩文经典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视角窥探文学作品中译者的翻译策略,探讨针对原文本的一些语言特点,葛浩文运用的翻译方法、遵守的翻译规范及践行的价值观。

《生死场》与《松花江的浪》中的“抗战叙事”比较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整个民族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抗战文学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萧红的《生死场》反映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国台湾作家赵淑敏所著的《松花江的浪》在当代和平语境下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追溯。萧红和赵淑敏作为东北籍的女作家,其作品表现了不同时代语境下“抗战叙事”的不同风貌。本文将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表现内容三个方面,来分析二者“抗战叙事”的不同。

以“戏剧场”打开萧红的《生死场》——话剧《生死场》的主题重塑

田沁鑫对于萧红小说《生死场》的话剧改编,在把握原著精神内涵的同时注入了个人对时代的思考,突出了民族的苦难意识,着重展现出农民在危难之际面对生与死的困境时努力突围的过程,并集中刻画了在东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农民们挣扎着人性的挣扎。话剧《生死场》与小说在不同时空相遇,不仅有精神上契合的复刻,也有通过承载着导演哲思的“戏剧场”的表现对小说的主题进行的深化和挖掘,让《生死场》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以不同的媒介传播拥有新的“生命”。

反身与越轨:《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萧红的女性身份一向是理解分析其作品时独特且无法忽视的视角。在成名作《生死场》中,萧红以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塑造了多样且丰满的女性群像,在乡村与城市、同性与异性、个人与家国、有意与无意之间,她们的“看”与“被看”既充满大胆反叛的“越轨”,也不乏自我检束的“反身”,不仅成为文本内部情节叙事的重要一环,更折射出丰富的自我思考与情感体验。本文即以《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为中心,分析其中的反身与越轨意义。

《生死场》民俗描写的文化内涵新探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有许多民俗描写,不仅构成了萧红小说的一大特色,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后人不断探析。在婚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封建婚俗的落后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有关“生”与“死”的相关民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东北人民生的徒劳与死的卑微;在有关民俗的历史传承性的表现中,萧红揭示了代代相传的民俗对于人性的束缚与思想的禁锢。萧红借民俗描写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不仅承续着她一贯的启蒙主题,批判国民的愚昧与落后的国民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女性的关怀及对人的生命与价值的探索。

简论萧红《生死场》的复调式叙事

《生死场》诞生于多重语境之中。小说的前两节《麦场》《菜圃》创作于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哈尔滨,殖民语境为作品定下了民族解放的主基调。而小说创作于青岛的部分则更体现出萧红个人的精神表达,它与主基调构成一种张力,形成了多声部的叙事声音,从《生死场》的复调式叙事中可以探析其复杂的思想内容。

《生死场》时间隐喻研究

在《生死场》中,萧红处理时间的手法是值得注意的,在以众多乡村女性为代表的个体眼光下,她有意减少对时间的直接刻画,转而用一些细节暗示时间的推移;在作品整体的情节安排上,她则通过大幅度的时间跨越,将小说分为两个叙述形式迥异的板块。本文从认知隐喻角度对这种写作方式进行分析,自前者中得到文本角色承载的思想内涵,并借由后者解读文本自身的创作思路。

以《生死场》为例看忙碌生死里的女性悲哀

萧红《生死场》通过忙碌、浑噩的生死状态体现特定年代人们生活的历史真实,以丰富的动物性特征刻画人物心理的异化与无奈。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展现女性的生活之苦、生育之苦、生存之苦,书写女性身体与女性心理,跳动的表达结构与分散的叙述表达里体现核心的生死观与家国大义。以群像性的设计展现生死的麻木寻常,生命轮回里表现悲剧论调,体现人性悲哀。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

萧红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在这部作品中,萧红描述了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三类女性形象:第一类是在现实压迫下麻木不仁的女性形象;第二类是勇敢追求爱情,最后为情所累,在无爱婚姻中痛苦挣扎的女性形象;第三类是面对侵略和压迫,依然表现出自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呈现出女性的悲惨命运,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最后借助王婆这一形象寄予了对人格独立的向往,并强调女性应为追求自由解放而奋力崛起。

鲁迅《生死场》序言之我见

鲁迅先生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肯定了萧红的创作成就。《生死场》所体现出 来的艺术结构的多元美,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中较为追求结构关的优秀作品之一。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生死场》：女性对“家庭”的恐惧与颠覆

《生死场》全书贯穿三个家庭生与死的故事,因此家庭描写是研究其文本不容忽视的方面。萧红着力刻划了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异化,通过若干女性在家庭中的遭际,包括家庭暴力、生育难产、动物式性行为和男性薄情,折射出女性对于"家庭"的恐惧性想象,并揭示这种恐惧对于女性某种程度的普适性和宿命色彩。小说中落墨最多的王婆形象,除了表现出黑土地上底层民众"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之外,还传达出作者颠覆传统家庭观念的渴求与努力。萧红独立的女性视角有机地融铸在"民族生死’’的宏大话语中,使得文本具有了或显豁或隐微的多重意义。

大地,或者说愚昧的意义——论《生死场》的“场”

鲁迅《序》和胡风《读后记》,虽然都对《生死场》作了高度评价,但立论的根据和看待问题的视野,却全然不同,隐含着相互辩驳的对话。胡风一直在线性时间维度上,把"生"和"死"打断为两节,再经由历史进化论的重新组织,让两者构成性质不同的因果关系,划分出了三种性质不同的生存状态。第一种是"蚊子似"的自然生存,"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第二种是《生死场》下半部所展示的"历史过程性"生存。第三种,胡风语焉不详,用指事定义的方式,代替了具体解释。"为死而生""为生而死",胡风惊警而斩钉截铁的断言背后,是巨大的话语断裂。而且,是永远不可能被弥合的巨大断裂。由于胡风的立足点不是时间性的个体生命,作为"人工制品"的民族国家,并且把特定情境中的历史要求当作了最高价值原则,这就注定了个体生命在他《读后记》中的缺席。《生死场》的上半部和下半部,以类群整体之"生"为最高价值目标,以对"死"的必然性的反抗为纽带,不着痕迹地联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重读《生死场》,不仅是反思"启蒙—进步"的现代性传统,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正视并承认大地的意义,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人类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