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议记录看生活书店的民主管理——一个“非常事件”的启示

本文通过一桩“集体怠工”的非常事件引发的领导层与职工之间的不同立场与不同解决方式,展现了生活书店制度化、人性化的民主管理以及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直至最终尘埃落定,有助于后人走近邹韬奋等一代知识分子,也对当今的出版管理、经营和决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生活书店企业文化新探--基于《店务通讯》与《会议记录》的考察

《店务通讯》与《会议记录》是生活书店两份重要的史料文献,在真实而丰富的实录中呈现出书店民主、忠诚、服务等多彩的内部文化景观,这些文化内景与其外部公共形象是和谐一致的。“民主的纪律”是书店文化的价值观内核,它是基于企业的合作属性、管理制度的人性化、领导人的伦理型人格等共同凝结而成的。这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深刻揭示了出版业文化性与商业相统一的本质属性,尤有现实的启迪价值。

生活书店《店务通讯》创办始末及价值初探

文章以生活书店1938年1月创办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创办始末、栏目设置及编排、编辑理念和价值所在。作为生活书店的“机关志”,《店务通讯》的创办是顺应书店发展之需,虽存续时间不长,但较为完整、全面地记载了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内部管理、运作状态和发展轨迹,在当时起到了互通消息、沟通业务和教育同人的作用,成为内部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桥梁。此刊所蕴含的价值也为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研究和出版社经营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启蒙与动员:生活书店《战时读本》出版与传播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初期,邹韬奋等进步人士领导的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教科书《战时读本》。在内容上,《战时读本》超脱国民党教科书“党化教育”的要求,在共产党影响不足的国统区暗合其全民抗战理念,赢得更广泛受众。从审查过程看,国民党统治区的教科书出版实际掌握在生活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手中,出版机构的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决定了教科书的主旨和基础教育的内容。

重庆生活书店红色出版物:发展特色、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1938—1941)

从红色出版物的概念界定出发,可将其分为红色图书及红色期刊。研究对1938—1941年间重庆生活书店150种红色出版物的发展概况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这些红色出版物分类多元,符合抗战需求;采用叙事性漫画插图,注重编读往来;发行渠道不断拓宽,拥有大批进步作者。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红色出版物体现了为党“发声”、竭诚服务读者、讴歌英雄事迹的历史价值,也给当今出版业如何进一步传播红色文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提供一定启示。

与时偕行:民国时期生活书店的功能演进与历史贡献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书店自成立起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从一个进步出版机关到宣传革命文化的政治堡垒,再从党的宣传机构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它在每一个阶段都发挥了传播赋能的重要作用。生活书店为我国革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与时偕行”的时代特质,为后人留下了珍贵文献与精神财富。

从中国传统实体书店转型探析生活方式美学

生活方式美学这一文化概念需要置于美学理论与生活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书店兼具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近年来成为生活美学发展的“试验田”。聚焦中国传统实体书店转型路径,提炼“书店+自习”“书店+文创”“书店+活动”三大融合模式,分析其背后文化符号价值与生活美学意义,得出生活美学推动商业升级、生活美学建构创意社区、生活美学塑造人文精神三大现实启示,并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是理论上的美学转向,更是伴随着现代社会产生的独特文化形式,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生活书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印刷与发行(1936-1945)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版机关经营不易,进步书店生存尤为艰难。正如出版人胡愈之所说,“从前进步书店没有钱,没有钱就办皮包书店,出的书不一定坏,但是卖不出去”,所以“很多书店办不下去,出了几本书就关门了,不是被国民党封掉的,因为没钱办下去了”。

壮志未酬:杜重远与生活书店史实再探

作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杜重远也以生活书店理事的身份在书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在全面梳理杜重远与生活书店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展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杜重远与生活书店新疆分店计划的始末关联及事业未竟之憾,并还原了彼时新疆文化事业的概貌。

生活书店桂林分店与《读书月报》

桂林有着独特的史地文化环境,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又有着繁荣的经济优势,在党的引导和关怀下,生活书店在桂林开设分店。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出版发行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号召民众抗日救亡,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该店发行的《读书月报》不仅帮助广大青年自学,推动战时学术,而且还译介俄苏左翼文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

这样的会议记录“有态度”

下了班,办公室安静下来,我整理起下午民主生活会的会议记录.“张××同志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甩大袖’,官僚作风重,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话指挥,下基层太少.”

应做好党的会议记录

编辑同志: 做好党的会议记录是健全党的工作制度的一项具体工作。它对检查工作、积累资料,总结经验都是有好处的。因此,许多基层党组织都能认真做好会议记录。 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不少基层党支部不重视这项工作,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虽然记录了,但时记时不记。

制度与人性:尘封史料中的生活书店内部管理制度(1938—1939)

如何构建激发员工“参与意识”与工作积极性的内部管理制度,一直是出版改革的核心难题。韬奋纪念馆发现的“生活书店内部会议记录”,从奖惩、薪酬、人事等方面展现了生活书店内部管理的“制度化”与“人性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书店之所以富有活力的“制度谜团”,也对当下中国出版业构建“符合人性的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战时生活书店文学期刊的思想导向探赜

生活书店受党的指引,坚持了之前以社会改造、抗日救亡为主的出版思想导向,还根据战时斗争的需要逐步形成隐秘、稳健的编辑出版导向,先后培植《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等重要文学期刊,其文本内容以译介俄苏左翼文学、隐秘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马列主义思想、毛泽东早期文艺思想为导向,在战时国统区传播党的思想、引导广大革命青年走上正确道路上功不可没,也在新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知、生活、读书三家书店在国统区的生存与发展策略

在国统区,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与迫害,以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及读书出版社为代表的中共领导的出版文化机构根据形势的需要,实施"一线为主"到"三线发展"的策略;门店"停"与"开"区别对待的策略;争取读者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发展出版界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副业支撑出版发行主业的策略。三家书店的种种策略是"含辛茹苦,鞠躬尽瘁"崇高精神的体现,在另一条战线上为中共取得胜利做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论生活书店对战时进步文学期刊的培植

生活书店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下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机构。在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的指导和帮助下,生活书店精心培植《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三份进步文学期刊,对抗战时期我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及文化舆论空间的拓展意义重大。

生活书店人才特质谈

生活书店在现代革命出版史上起过特殊作用，具有重要地位。从1932年成立到1948年与“读书”、“新知”合并，17年跨越了3个历史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艰难困苦时期。在那个时期办出版机构，既有政治上的艰难，又有经济上的风险，还有物质上的匮乏，国统区里的不灸出版机构都未能坚持到全国解放。

三联书店新老员工齐聚一堂 纪念生活书店75周年

2007年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创立75周年，在匕海举办“纪念生活书店创立75周年”研讨会后，日前在北京三联书店的新老员工再次举行了纪念生活书店75周年座谈会。伸秋元、范用、倪子明、曹健飞、王仿子、刘大明、李志国、俞筱尧、吴道弘、沈昌文、张国钧、吴彬等几代三联人共同追医生活书店往昔岁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集团的有关领导也出席了此次纪念会。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抗战时期在川的生活书店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已全部迁入重庆.这样,西南就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四川则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众多的工厂、学校、出版社也迁入四川,生活书店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