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瘟疫隐喻

在《疯癫亚当》三部曲中,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造性地使用了隐喻手法书写瘟疫。作品以《圣经》为叙事原型将瘟疫比喻为洪水,通过绿色宗教“伊甸崖”的创始人亚当一号诠释了人性之恶和遭受天罚的末日想象。瘟疫病毒的载体——“喜福多”药丸在人类的狂欢中变化为蒙着面具的“红死魔”,这种通往所谓极乐天堂的良药实质上是将人类投入地狱的毒药,而极乐的背后又隐藏着社会痼疾给研发者和传播者带来的心灵创伤。瘟疫种子承载了病毒研发者终结人类之恶的幻想,但是这不仅遮掩了灭绝人类的血腥,也质疑了当下科技发展至上的理念,其所开启的后人类世界也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基因编辑技术伦理——以《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为例

阿特伍德在其生态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中,揭露了基因编辑技术所有方在资本增值逻辑控制下可能会违背伦理规则,逃避伦理监督,从而带来伦理和社会风险。从基因编辑利用后果来看,主要风险包括基因编辑技术被用于犯罪和反社会的破坏性活动。从基因编辑技术操作过程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损害生物肉体完整性、精神完整性和物种完整性。从基因编辑实施者角度看,可能的风险包括拥有基因编辑技术的机构可能为了资本获利而逃避舆论和法律监督,不遵守基本的透明原则而损害大众的利益。

传染病书写——阿特伍德作品里的“末日景象”

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以“瘟疫”为主题写下长篇小说《疯癫亚当三部曲》,从多重叙事的角度描绘了传染病大流行背景下,现代社会被利益裹挟,单纯追求科技进步,破坏生态、无视民众疾苦,从而导致社会失序、人类“灭绝”的“末日景象”。小说中的传染病有着多重隐喻,一是人与自然的隐喻书写,传染病的出现是人类随意破坏自然的必然后果;二是人与科技的隐喻书写,传染病揭示了科技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普遍现象。小说以直白、犀利的笔锋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利益至上和科技至上的理念亟待反思,世界秩序和规则需要被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