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三娘”到“蓝瑞莲”——南戏《白兔记》与吕剧《井台会》剧作比较研究

《白兔记》为宋元四大南戏之一,戏中李三娘在家受尽兄嫂折磨,其夫刘知远发迹后在外享尽荣华富贵,展现了封建社会家庭婚姻的现实面貌;而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吕剧《井台会》,融入《庄子·盗跖》篇中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的故事,在《白兔记》中“李三娘汲水”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表达了对理想婚姻的向往,抨击了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肯定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反映了人民群众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的思想愿望。然而,基于时代不同,对作品亦有不同解读,在两部戏的剧作比较中,也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时代发展下婚姻观的进步意义。

《白兔记》和由它引起的一些思考

历来研究者认为南戏《白兔记》有成化本和富春堂本两个系统，实际上，《白兔记》的版本情况要复杂得多。从明清戏曲选本中所收录的该剧折子戏及近代各地方戏的有关抄本和口述本来看，历史上曾有过多种非文人写定本的《白兔记》流传。探讨它们的产生和流传情况，对于正确认识戏曲发展规律。

成化本《白兔记》声腔剧种考

1967年成化本《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明代嘉靖前传奇脚本,然而40多年过去,其声腔剧种属性至今尚未厘清。剧本声腔属性不明,戏曲史研究就会一直困守在戏曲文学研究的小天地里而不能进入有别于诗文研究的场上之曲研究的曲学之门,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史研究,所以解决剧本的声腔属性意义尤为重要。根据剧本实际,文中认为成化本《白兔记》是成化年间越乐班用北部吴语方言演唱的海盐腔传奇脚本,原著作者是永嘉书会才人,改编者是包括越乐班戏子在内的北部吴语地区民间艺人群体,出版者是成化年间书林永顺堂。

《白兔记》版本探疑

《白兔记》为"四大南戏"之一,其版本系统大致有三个:(一)成化本与汲古阁本尽管出入较大(前者比后者少八个段落),但仍属于一个系统;(二)富春堂刊本;(三)明嘉靖进贤堂所刊《风月锦囊》所收本。笔者认为,除此之外,《白兔记》似尚有另外一种版本。

论《白兔记》的现当代改编

南戏《白兔记》在古时一直是各戏班的常演剧目,在舞台上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以各种鲜活的姿态存在于众多地方戏中,如越剧、潮剧、柳子戏、婺剧以及湘剧等。编导们对《白兔记》进行了时代化和本土化的改编,使得它在当下仍是各剧种的经典剧目。对比各种版本的《白兔记》,各剧种之间既有借鉴,也存鲜明的差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白兔记》在现当代的改编情况与发展轨迹。

昆剧折子戏《白兔记·抢棍》的源、流、变

湘昆折子戏《白兔记.抢棍》,其故事源头虽可上溯到《六十种曲》所收《白兔记》第十一出《说计》,但与其更为近似的则是明代无名氏编辑的《乐府歌舞台》"风"集收录的《三娘夺棍》散出。如果把《六十种曲》中的《说计》视作昆剧折子戏的"源"的话,《乐府歌舞台》的《三娘夺棍》无疑可以视作其"流",是文学本初步舞台化的记录和写实。而湘昆折子戏《抢棍》则可以视作"变",是文本经历比较长时间舞台化之后的产物和结果。从"源"到"流",再到"变",《抢棍》的变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昆剧折子戏逐渐摆脱剧本、面向舞台,逐步发育其舞台技艺、丰富舞台表演的艺术流程。这一现象显然具有普遍性。它一方面显示了剧本"一剧之本"意义的弱化和消减,同时又彰显了艺人和演员的舞台创造相对于戏剧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显示了中国戏曲向着舞台的回归。

南戏《白兔记》与藏戏《朗萨雯蚌》主人公悲剧命运比较

南戏《刘知远白兔记》的主人公李三娘和藏戏《朗萨雯蚌》中的主人公朗萨,分别代表了我国封建社会和封建农奴社会家庭暴力下妇女的悲剧命运。通过对两位不同民族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古代藏、汉民族下层妇女相似的生存状态及其相异的文化心态。

明成化南戏刻本《白兔记》整理研究述评

明成化刻本《白兔记》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澄桥大队宣家生产队西北的一处墓葬群发现的。它的发现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关于它的整理和研究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白兔记》校释札记

《白兔记》是现存南戏的重要剧目,虽经多家校补,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六处有加以讨论的必要:"马音""搬嘴"于义难通,当作"鸟音""拌嘴",诸家未能校正;"两来舡、效鱼、报伏、黄"存在争议,且意义理解有一定的困难。

湘剧高腔《白兔记》考论

《白兔记》是湘剧高腔的经典剧目,其源于明清时期南戏余姚腔、青阳腔《白兔记》的改本。在其流传过程中,又根据湘剧高腔的剧种特征与不同时期的观众的观赏情趣,对南戏原作作了进一步的改编,对南戏原作的情节作了压缩和增改,使得剧情发展既简练,又更为合理顺畅;并采用了板腔体与曲牌体相结合的音乐结构,根据不同的剧情与舞台效果,来安排与使用板腔体与曲牌体两种不同的音乐形式。

《白兔记》的发展嬗变

《白兔记》作为四大南戏之一,几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盛演不衰,在中国戏曲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历史记载到文学作品,再到经过演绎的舞台作品,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不同时代的创作者根据各自的时代特色以及自己对于故事本身的不同理解创作了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反映出同一个故事在其发展流变过程中被更改被重塑的情况。

京剧对南戏《白兔记》的改编

京剧《白兔记》是据南戏原作改编的,结合舞台实际,对南戏原作作了改编,对于南戏原作情节删削和压缩,并对原作中一些不合理的情节作了改写。京剧本还对刘知远的形象作了改写,改变了南戏原作中刘知远负心的形象。另外,京剧本根据京剧的剧本形式和音乐结构的特征对南戏原作的文本形式和音乐结构作了较大的改动。

民间戏曲演出版本中的“马音”与“香谈”--以成化本《白兔记》为例

“马音”“香谈”出自成化本《白兔记》,本为“抹音”“乡谈”,特指传统戏曲演出本中存在的由演员表演时因抹音、滑音、方言、俗语、古语或抄录刊刻者文字应用能力低、抄刻随意等而造成的文字差讹、脱漏现象。这种现象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几乎随处可见。通过对成化本《白兔记》中该现象的校勘学、版本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察,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涉及戏曲编演过程,为演出之所需;它保留了方言、古语、戏俗等的印迹,留存了当时舞台的生鲜度与趣味性,呈现了古代戏曲演出的自然形态。对于今存古代民间戏曲剧本中的“马音”“香谈”现象,不能仅仅视为一种文字应用、刻写中的错漏现象,还要关注其在戏剧学方面的积极意义;既要有校勘学的专注,更要有戏剧学的思考。

《白兔记》创作年代新证

《白兔记》为明人称为"四大传奇"之一,在南戏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关于它的创作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元代,然也有学者认为它或成书于宋。经考证,《白兔记》不可能早于元灭南宋、统一南北,即公元1279年。一是《白兔记》的情节内容完全承袭《刘知远诸宫调》而来;二是"刘知远故事"自北宋始一直在北方流行;三是《白兔记》中的爱情套路与《拜月亭》《琵琶记》等如出一辙;四是《寒山堂曲谱》《白兔记》中的"刘唐卿改过"的小注,恰暴露了南戏改编者借鉴了刘氏的同题材杂剧。

南戏《白兔记》在川剧中的流传和变异

南戏《白兔记》经川剧艺人改编后,成为川剧高腔的传统经典剧目。川剧高腔《白兔记》结合舞台实际,对南戏原作的故事情节作了压缩和调整,人物形象作了丰富和完善,并在艺术形式融入了和川剧高腔的艺术特色,增强了南戏原作的舞台效果。

《白兔记》明刻本考辨

《白兔记》是"四大南戏"之一,宋元旧本已不存。现存明代《白兔记》全本有三种:成化年间永顺堂刊刻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刊刻的《刘智远白兔记》和明代末年汲古阁刊刻的《绣刻白兔记定本》。富春堂本自成一版本系统,文人的加工改造导致部分情节的前后矛盾,美化刘智远的倾向较为明显。而成化本、汲古阁本为同一版本系统,成化本属于舞台演出本,民间风味较为浓厚,具有质朴的特色,而汲古阁本在保留古本旧貌的同时,经过一些润色,语言表达更为规范,方言特色有所减弱,更加有利于传播。

一个戏剧题材的演化——《白兔记》诸异本比较

成化本《白兔记》与《六十种曲》本相似之处甚多,某些场面在《缀白裘》中也保留了下来。而晚明谢天佑的改写本,与上述“传统”本很不相同。研究这些分歧,有助于理解传奇在明代的演化过程:民间文学因素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人物的心理过程越来越受重视,作品越来越关心如何解决中心主题的模糊之处。

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中的吴语成分

一引言《白兔记》是明末清初“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之一。元代南戏《白兔记》未见有元代刻本。现存《白兔记》的版本有三种，一是明末汲古阁刊刻的毛晋编的《六十种曲》本；二是富春堂刊刻的本子；第三种是１９６７年在上海市嘉定县一个明代墓葬中出土的，书名《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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