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地理空间书写

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之作,诗歌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凄美的爱情故事,涉及多处地理空间。白居易高超的叙事艺术展现在他对诗歌文本中地理空间的排布和书写上,在唐宫建筑空间里蕴含着政治与爱情的双重隐喻,在往返蜀路空间里展现回环空间中的流动叙事,在虚构的仙境空间里书写因循中创新的爱情神话。白居易用他天才般的艺术感受力和高超的创作手法对现实的地理空间进行文学的重塑和再创造,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李杨的爱情传说结合,将真实的地理空间与创作的文本空间相叠,最终完成这一伟大的艺术作品。

漫论白居易《长恨歌》通行英译的得失——以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参照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传播的成功,离不开前人注疏之功。综观《长恨歌》问世的译本,多数译者对于原诗蕴含的字句与涉及的文化缺乏足够的训诂与考据。具体表现为包括典故、文化负载词在内的历史文化元素的误译、原诗旨归的误读以及译文风格的错位。以学界高度认可的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基准,通过分析翟理斯等几位西方汉学家及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说明权威的选注本对于译者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大有裨益。因此,经典诗歌外译须以注疏为法,择善本而从。

逻辑的迷失与文献的错用——评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张中宇先生2005年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至今已至少有三篇书评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细细审视却发现,该书放逐了至关重要、时刻不可缺少的逻辑,使本应环环相扣的推理变成了随意性很强的游戏。而且,著者在利用文献时也同样缺乏应有的严肃与严谨,错误随处可见。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和文献基础上的结论,很难说是可靠的结论。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辨析

《长恨歌》一诗历来多义多解,对其主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爱情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等几个主要说法。文章主要讨论了“爱情说”及“讽喻说”的不足,并且在文史互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双重主题说”的合理性。

20世纪50年代之后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述

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说法众多,个人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以感叹李、杨之间的悲剧爱情为主,赞颂其感情的坚贞强烈,兼以讽谕帝王,劝诫后来的统治者不要因色误国。

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以下４个内容：１．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白居易的初恋悲剧和论述了该悲剧是白居易写成《长恨歌》的认识基础和感情基础；２．肯定了《长恨歌》是写李杨爱情，并肯定了李杨在史实上存在深厚感情；３．造成“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是：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和杨国忠“终成其乱”，与李杨相爱无直接关系；４．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是持相反立场。历来以《长恨歌传》作为研究《长恨歌》的主要依据。

白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

一般认为,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除杂律以形式为依据以外,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均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但研究发现,讽谕诗、闲适诗的分类是以"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两个方面为依托,这里并未为感伤诗提供相应的位置,因为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并无第三个方面。因此感伤诗的分类,不可能采用与讽谕诗、闲适诗相同的内容依据。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实际上使用了三种标准,是三次分类的结果,把这一分类结果进行直接并列,而不是分层次表述,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按照白居易自己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并无归类不当问题,但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由于不是以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所以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

长恨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

白居易《长恨歌》有三种主题之争 ,诗人经历及诗作的抒情导向说明 ,其主题应为爱情说 ,但并不完全是李杨之爱 ,而是有诗人爱恋至深的湘灵的影子 ,依据是 :其一为与湘灵之恋是诗人该类生活的主体情感 ;其二为“歌”

白居易《长恨歌》创作中的盩厔因素

元和初年,白居易因科考策论"切直"被贬为盩厔县尉,仕途受挫,引发了他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兼之盩厔人文地理环境、民间悲悯情怀以及文人交游群体的影响,使白居易写出了感伤叹情的《长恨歌》。

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与白居易《长恨歌》

"明皇幸蜀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青绿山水画,本订名为"宋人关山行旅图"。1950年代以后,学者陆续研究认为此图描绘的峻岭栈道、出行人马,可能是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蜀的情景。"明皇幸蜀"为重大历史事件,不过历代著录的绘画目录却罕见其作品。然追索史料,探究其原因可知:宋人对于白居易《长恨歌》有负面评价,并且认为"明皇幸蜀"为国祚不幸之征兆,于是鲜少图绘相关题材的画作。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并不以《长恨歌》为创作依据,仍颇具参考价值,可藉以理解日本大和文华馆和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同类行旅图式。

白居易《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综论

《长恨歌》是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之一,其主题有讽谕说、爱情说、风情说、又有爱情与讽谕双重主题说等多种。其层次结构的划分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两部分说、三部分说、四部分说、五部分说、两部分九段说等,并且每说之内也多有起始句上的异同,此乃"诗无达诂"之谓也。清代《唐宋诗醇》所提出的四部分说,历史最为悠久,也为现当代许多学者所宗,是较为合理的一种层次结构划分法。

《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考

白居易任职盩厔县尉仅一年半即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由低级官吏升任清望朝官,这一快速升迁的经历不同寻常。一般认为白居易是因讽喻诗创作而为宪宗所发现并召入翰林的,但白居易此前只创作了十几首讽喻诗,也并无讽喻诗创作的自觉意识,不可能因讽喻诗的创作受到提拔。他在任职盩厔尉时期因创作《长恨歌》而名动天下,此诗所展示出的文学才华及其题材与宪宗本人关注点的契合,才应是白居易被宪宗发现并提拔的真正原因。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 ,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 ,易于感怀 ,情感细腻 ;因此 ,《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

白居易《长恨歌》多重意蕴探析

《长恨歌》是白居易所写的长篇叙事诗,诗中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两个人爱情从喜剧到悲剧的整个过程。诗歌运用了独特的表现手法,运用多重意蕴,通过对历史的沉思,总结了个人的悲喜剧无论是君王还是普通百姓,都是与国家的命运分不开的;以浪漫的形象寄托了爱情的唯美与人们对唯美爱情的渴望。《长恨歌》对后世文学所起到的影响很大,开启了后世文学的新篇章。

悲剧的母题与嬗变——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到白朴的《梧桐雨》

李、杨爱情故事的悲剧母题从《长恨歌》到《梧桐雨》有一个嬗变的过程。悲剧的本质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从这一意义出发,笔者对两者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究,结论是《梧桐雨》在《长恨歌》的基础上对这一悲剧母题做了一个彻底的悲剧诠释。

《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在诗的主题思想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等看法。本文总体上分为“述”和“论”两个部分:述的部分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主,“述”中有“论”,“述”“论”结合的形式,论述了学术界有关《长恨歌》主题两次论争情况;“论”的部分则在“述”的基础上从“长恨说”中推演出《长恨歌》“永久遗憾说”。

刨根问底细检讨 云开雾散说长爱——付兴林、倪超《〈长恨歌〉及李杨题材唐诗研究》读评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及作品所属类别,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付兴林、倪超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否定了传统的"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提出了"长爱说"的观点,同时认定该作就是作者生前划分的"感伤诗"而非"讽喻诗"。文章论点突出鲜明,条分缕析,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争得身前生后名——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

白居易的《长恨歌》被誉为千古绝唱的长篇叙事诗,关于该作品的主题与深层内蕴,前人已做过无数次的探讨。而关于杨贵妃的艺术形象一题,却鲜为人所关注。白居易在作品中让她死而成仙,这足以表明,白居易认为杨贵妃死的不值、死的冤枉。杨贵妃身前生后对爱情的执着,与唐明皇对于死去的杨贵妃的思念,貌似是惺惺相惜、至死不渝的爱情,实际上却恰巧形成了鲜明而深刻的对比。白居易用她的纯粹,为她争得了身前生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