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百法明门论解》署名问题新考

《大乘百法明门论解》自明正德年间刊行后,一直以窥基的名义行世。历史上虽然也曾遭受过质疑,但却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本文基于文献目录学的视野,首先廓清了窥基的《百法论》注疏的名称及卷数,进而考察了《百法论解》自明中叶以来流布、入藏的来龙去脉,从而证实《百法论解》并非窥基著作。因此,现存二卷本《百法论解》署名窥基并不合情理。

敦煌本《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刍探

敦煌草书写本P.2258号《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该卷首尾残缺,计存1534行,每行20~34字不等,连续书写。经辨识,其为首次发现保存至今的唐代晚期对圆测《解深密经疏》的注释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文略述《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内容,探讨其性质及拟定名,推断其成书时间。

近代天台佛学中的“无我”诠释——以谛闲法师《〈百法明门论〉讲义》为中心

“无我”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有关“无我”的诠释成了大小乘佛法极为关注的话题,也是后期佛教各宗派之间的重要分歧之所在。从“无我”的诠释中,可以略见不同宗派在思想上的差异。本文探讨的主题是近代天台佛学中的“二无我”,为了方便论述,本文将聚焦在近代中兴天台宗大德谛闲法师的《百法》释义上。首先,从《百法》的整体性入手,说明它的要点与行文逻辑。然后,以谛闲法师《〈百法明门论〉讲义》为中心,旁及其他的相关著作,参照唯识学诸师的注释,以比较的方式来呈现谛闲法师对于“二无我”的诠释。同时也考察了在他的天台教学中《百法》等唯识典籍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他对于唯识学有着怎样的考量等问题。

敦煌写卷《百法忠疏》考述

国内唯识学界较少关注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的敦煌写本系统。笔者基于文献、目录学的视野,并结合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确定除了马德发现的敦煌市博物馆藏082号、上海博物馆藏60号两件写卷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325V^(0)号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4406号两件敦煌写卷同样也是唐代唯识学者义忠的著作。

论《成唯识论》译出之前的奘门唯识学说——以大乘光《百法论疏》为中心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首开译场,显庆四年(659)译出《成唯识论》,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奘门如何推进对唯识学说的研习,本文以现存的大乘光《百法论疏》为中心对此进行了考察。本文主要分析“七、八识所缘境”和“前六识等无间缘”两个唯识学问题,通过比较大乘光《百法论疏》与《成唯识论》的义理差异,考察《成唯识论》译出之前的奘门唯识学说,展现了《成唯识论》译出之前的奘门思想图景。

“合尊法宝”的身份及其作品考辨

藏族翻译事业在传承藏族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推动藏文化的演变、发展、繁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历史上精通藏梵二语或汉藏二语的大译师人才辈出,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续及五明学经典,同时架起了沟通藏族与其他民族的桥梁,促进了藏民族与诸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其中精通汉藏二语的译师"合尊·却吉仁钦"在诸藏译师中显得十分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他把艰深晦涩的汉文显密经典译成了藏文,更是因为他作为南宋的王室后裔被列在藏地著名译师名录之中。

敦煌高僧昙旷的佛学思想新论——以法藏P.2258V^0《百法手记》为中心

敦煌高僧昙旷的经历和佛学思想著作不见于历代藏经。敦煌遗书问世以来,人们发现存留有多种昙旷所撰写的佛学著作,从此中外学者开始探讨他的经历和思想。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有助于我们对昙旷自己最终成熟的佛学思想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以和昙旷有密切传承关系的《百法手记》为依据,对昙旷晚年的佛学思想主张做了进一步地探索,认为:昙旷批判性地继承了唯识宗的一些主张;关于心法的认识,依从《起信论》说;在涅槃观方面,与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所主张的一脉相承;在依时判教方面,不同于唯识宗,也不同于华严宗,而是直接将如来藏法性缘起宗安于第四时分上。

唐五代佛教论议考述

佛教论议是佛教义学发展的一大动力[1]。隋唐时期,宗派佛教兴起,各宗派通过判教将不同佛经纳入自己教派理论体系之中。宗派内部对佛经教义的整合多于质疑,佛教论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受此影响,《宋高僧传》中这一方面的记载较《高僧传》《续高僧传》要少得多。文献不足,成为唐代佛教论议研究的一大障碍。20世纪敦煌宝藏的发现,为了解唐代佛教论议的面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敦煌文献中有一大批专门记述佛教论议的卷子。这批卷子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是唐代佛教论议研究的重要参考,但相关研究尚不够深入[2]。因此,本文将从历史视野入手,分析唐代佛教论议程式的继承和变革,以期对唐代佛教论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