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商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评《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

国内史学界对商会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二十年来,商会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通都大邑商会,尤其是对上海、苏州、天津商会的著述颇丰,对于包括城市和农村基层商会在内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由张学军等合著的<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1903-1928)>(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在区域商会研究领域作了有益尝试.

严修与清末直隶师范教育

严修作为清末锐意新学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较早地致力于新式教育的变革。他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敏锐地认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由此,以直隶为中心主持建立了师范教育层级体制,并亲自参与了师范教育的实践,不仅使清末直隶师范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对近代师范教育乃至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直隶图书馆旧址巡礼

直隶图书馆旧址现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古莲花池院内。卢木斋先生为直隶图书馆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一生钟情图书馆事业并屡建丰碑,堪为中国的卡内基。直隶图书馆既是晚清末年赓续莲池书院藏书楼的产物,也是借鉴西方图书馆制度开启民智的产物,它表征着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型。

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以19、20世纪之交的直隶为中心

灾荒、社会变迁过程中孕育大量流民 ,为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主要依靠力量。流民大军是一支盲动的巨大力量 ,在饥饿机制的驱使下 ,他们大量投身义和拳 (团 ) ,也为这场运动增添了许多“盲动”色彩。

论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影响(1913—1922)——兼谈民初商品陈列所与博物馆之别

1913—1922年间,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作为我国早期商品陈列所之典范,开展了实业调查、出洋考察赴赛、打造民族主义“展览综合体”,以及联结省内官、商、民阶层等多重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一面极其依仗个别“技术官僚”的推动,一面却也由特殊化转向常态化,同时也使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职能属性日渐丰富。因此,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不仅有力促进了民初直隶省实业的繁荣,还推动了直隶地区国货运动的开展,更为近代中国会展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诚然,商品陈列所可视为中国现代博物馆之滥觞,但二者却也在职能、理念与定位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清代直隶地区社仓与义仓关系之考辨——兼论两仓衰败的原因

在清代推行设立社仓与义仓的过程中,直隶均作为试点地区。康雍时期清廷数次在直隶地区推行设立社仓,社仓的官仓化是乾隆时期推行设立义仓的主要原因。至道光年间,直隶地区的义仓已基本取代了社仓,因此两者并非一直并存于直隶地区。社仓和义仓的储粮主要源于士绅富户的捐输,官府皆希冀通过有偿赈贷实现储粮的收支平衡或增加。实际上,在经营中兼具有偿赈贷与无偿赈济的双重职能。此外,两仓在经营中都不曾避免非制度化的支出,储粮遭到侵蚀和挪用。社仓储粮多寄存于常平仓或寺庙公所之中,而义仓则有专属固定的仓厫,且两者在城乡皆有分布。因此,就清代直隶地区而言,两者还是表现出了更多的相似性。在两仓的经营运作过程中,无法避免大多数人“白搭车”是其出现周期性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与城乡社会变迁

1905年初，在晚清政府推行新政、实行振兴工商政策的直接促动下，直隶省出现了第一个商业法人社团——天津商会，经逐步发展，至1913年该省城乡的大小商会即以天津商会为核心整合成直隶省商会联合会，实现了全省商会组织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各级商会的代表人物出入于地方诸领域，组织各属商民展开团体活动，成为一支促进当地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的新型社会力量。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三大方面，具体探讨清末直隶商会在城乡地方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

清末警察在直隶、北京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清末警察既是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表征,又是近代城市文明的构件,同时也影响并引导着近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此外他们还通过开警智、开民智等方式积极投入到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近代文明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末直隶、京师等地警政中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包括诸种复杂的内外因素。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近代商会研究的新成果——《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评介

张学军、孙炳芳教授所著《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作为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商会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区域基层商会研究的有益探索——评《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

由张学军、孙炳芳共同完成的《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一书,2010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继《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1903—1928）》（张学军等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之后有关直隶商会研究的又一力作。应该说作者穷十年之功,

直隶商会的近代社会意识简论

近代社会意识的形成和演化,不仅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近代化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直隶商会积极投身于挽回利权的实际行动中,以崭新的内容使忧患意识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大兴劝奖竞争之风,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挑战,参与平等互利的国内、国际竞争与交往;突破传统官本意识,参与商事立法,改善市场经济秩序,并一再尝试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摒弃“在商言商”的传统观念,关注时局,投身爱国政治运动,参与地方自治,改良政治,促使直隶商界的参政意识不断高涨。直隶商会在推动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使近代社会意识得到升华并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人格。

清末民初直隶中部的“市镇交易圈”——以晋商的多地赶会为视角的考察

清末民初时期,包括二三月份举行庙会的位伯镇、三四月份举行庙会的鄚州镇、五六月份举行庙会的辛集镇在内,直隶中部的同层次、同类型的若干市镇之间存在着商业联系。本文以晋商万聚恒等夏布庄为代表的专业商人,多地赶会的销售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其间的商业联系影响到了直隶若干市镇之间“交易圈”的形成。这种横向的联系表现为市镇庙会的交易时间相继、交易空间相近、交易主体相似,以及在大宗商品的流通、购销资金的调拨、商业信用的结算等方面的整体性。这种协同性和整体性反映出直隶商业的地方特色——“市镇交易圈”。并且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市镇交易圈”及其庙会市场的交易习惯也凸显了其自身的稳定性。

商会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实业转向——以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实业教育活动为探讨中心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正式创建中国本土化近代商会制度。而今年已是2015年,恰为商会诞生111周年。比较这一个世纪的两端,无疑令人有时空穿越之感。但商会历经转型,从晚清民初以绅商为主的商会,到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下的商会,到1949年之后新的工商联的建立,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工商联市场功能的加强及不同类型民间商会的兴起,商会与整个社会经济以至国家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期间,不论商会是主动调适还是被动应变,能在一个世纪之中历经考验,且在当代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过程中绽放生机,可以说商会不仅已经沉淀形成了适应国情的"历史基因",还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当代新形态。由此而言,在商会建设及商会研究中,需要跨越时段断限,重视融会比较。本组专题文章既包括近代商会史又包括当代异地商会的讨论,且大体上都比较注重讨论商会的实际功用。朱英、夏巨富《广州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一文指出,商会为减轻商人税负,采取多种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代理与整合作用。而且,商会不仅参与税法之制定,还在税法之宣讲与推行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张学军、孙炳芳《商会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实业转向——以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实业教育活动为探讨中心》一文认为,直隶商会在政府的倡导和激励下,以振兴商务、实业救国为己任,积极兴办近代实业教育,这既体现出商会的社会公益职责,也展现出商会为实业发展的长远战略眼光。异地商会是当代商会研究中的新兴领域。魏文享《市场中的乡籍网络:异地商会的兴起要因分析》一文认为,异地商会的兴起,既是现有工商联体系的弥补,也同样秉承着竞争与协作的市场及社会法则;异地商会的发展得益于政府与商人的双重推动,其以商帮精神相号召,且在有意识寻求商会之文化传统与历史资源,也提醒对商会的历史基因仍须注重。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北洋时期 ,政府和直隶地方当局的杂捐苛税、肆意摊派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直隶地区哀鸿遍野 ,众商疲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直隶商会同广大商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捐税抗争。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与清末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清末民初直隶乡村市镇商会发展概略

作为近代商人社团的商会,不仅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创建,而且在乡村市镇也广泛渗透。本文对清末民初直隶商会在乡村市镇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不同时期商会发展的特点。商会组织在乡村市镇的广泛扩展,有效地密切了城乡之间的关系。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乡村赈灾活动述略(1903-1928年)

直隶商会秉承了民间组织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每遇天灾人祸,各地商会除积极劝募,亲自发放赈济衣粮外,还采取经济手段组织平粜,接济民食,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为了防止匪人扰害灾民,维护商业,各地商会加强了地方治安。直隶商会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政府赈灾的不力,为农村灾民救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

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地、投充与设立驻防等手段,在直隶省形成了旗人社会,该社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受到一套专设体制的约束。相对外省驻防,直隶旗民间交流充分,经历了一个冲突—磨合—融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令旗人逐渐汉化,对直隶产生了归属感,也使民人认同并接受了旗人的存在,使直隶在民族革命时成为宁谧之地。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