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禹之鼎的山水画创作——从《石渠宝笈》著录的两件山水画轴谈起

众所周知,清代画家禹之鼎[1]以肖像绘画著称于世,康熙年间的名臣硕学时常请其图写小照,以求传世。此类记录散见于康熙以降的书画著录与诗文集之中,不胜枚举。而无论彼时抑或当今,其山水画创作却少有世人关注,不免成为缺憔。曾与禹之鼎交往颇多的一代文豪朱彝尊在《论画和宋中丞》之十四中提到:'百年传写数曾鲸,沈（韶）谢（彬）张（远）

《石渠宝笈》传世版本纪实

著名的清官书画著录著作《石渠宝笈》，有初、续、三诸编，分别完成于清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和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三一六年），前后跨七十余年，可谓旷日持久。

《石渠宝笈》著录的满族书画家及其作品考

清朝入关后,中国画艺术在满族中重新兴起。清代满族书画艺术飞跃发展,涌现一批包括皇帝、大臣在内的书画家。拥有深厚艺术修养的满族君臣群体,是清廷组织编纂《石渠宝笈》的重要基础。《石渠宝笈》凡三编,满族编纂者在其编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亦收录了大量满族书画家的作品。本文对《石渠宝笈》的满族编纂者和满族书画家群体的生平及其作品的旨趣和特点进行了简要的考订。

《石渠宝笈》著录与上海博物馆藏董邦达《葛洪山八景图》比较研究

清代董邦达《葛洪山八景图》现存两个版本,一为《石渠宝笈》旧藏本,一为今上海博物馆藏本。二者在用色、内容、次序、题词、钤印上存在极为明显的差异。通过光绪三年(1877)《唐县志》所载董氏《葛洪山记》,可以考定上博本为改订稿,《石渠宝笈》本则为最后定本。两本之间的差异源于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绘画制度,以及帝王对画事的积极参与。《葛洪山八景图》稿本与定本并存的实例,对研究董邦达的艺术实践以及古代绘画史均有重要的意义。

《石渠宝笈》著录女画家作品的敬献入宫 以陈书画作为重点的考察

《石渠宝笈》分初编、续编和三编，著录内府所藏书法、绘画、碑帖、缂丝等精品文物，其中画作数千幅，内含十位女画家的四十九件一考作品。这些作品的入宫途径主要是敬献，此外还有收购、罚没等。

从《石渠宝笈》看民间书画鉴藏盛衰

《石渠宝笈》的编纂是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并且对清代的士人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过去对这部大书的编纂过程已有一些了解，知道《初编》始于乾隆九年一一七七四年一，

中国古代书画类工具书——《石渠宝笈》

《石渠宝笈》是我国书画类工具书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清朝鼎盛时期内府收藏的书画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收藏、研究的必读之作。《石渠宝笈》共分初编、续编及三编,均以收藏地点分类,各地点目录下的作品按作者年代排序。本文对《石渠宝笈》收藏作品做了归纳统计,对其钤印、避讳以及成书等特点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断纸零缣 从《石渠宝笈》著录谈书画鉴别

十七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初，清代初期的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而满族的[异族]身份使清朝统治者从建朝之初就致力于文治，

《石渠宝笈》著录的缂丝书画

缂丝书画在众多类别文物中，颇显独特性。它以梭代笔，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书画作口阴的风貌。其工艺是用专门的小梭子以彩色丝线分段织纬，一种颜色的纬线并非贯穿全幅，而是采用回纬，

《石渠宝笈》中的法书碑帖——2015《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15年9月17至18日举办的＂2015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学界第一次以《石渠宝笈》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涉及的内容广泛,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上期本刊对其中的古代绘画史部分作了述评,本文则主要针对法书碑帖部分作简要概述。

论《石渠宝笈》特展的文化服务实践——基于公共关系的视角

近年来,故宫推出了一系列主题特展。其中,2015年的"《石渠宝笈》特展"独树一帜,其有效的沟通方式、及时的服务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次特展以典雅、精致的方式呈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冯承素摹本《兰亭序》、王珣《伯远帖》等一大批珍贵书画作品。这次大展为公众提供了优质的精神大餐。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各界对艺术类文物的认知水平。对于社会各界改变传统的以工具理性的尺度认识文物的惯性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故宫作为展览的主办者也成功地获得了媒体的适度关注。特展提升了公众对故宫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了故宫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美誉度。特展从细节入手,加强服务理念,及时发声,有效沟通提高了故宫博物院的公众形象。作为一次事前精心准备、事中及时有效管理、事后获得较好社会效益的展览,"《石渠宝笈》特展",一方面为社会公众供给了优质文化产品、服务,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展会准备、管理和评估的范本。

旅顺博物馆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综述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为清代乾隆、嘉庆两位皇帝下令编纂的皇家书画目录，取唐代道世撰《法苑珠林》之名，谓之《秘殿珠林》，专录内府各宫殿所藏有关佛道经典的书画；取汉代宫廷秘籍典藏之所“石渠阁”之名，谓之《石渠宝笈》，专录内府藏非宗教题材书画。起乾隆八年癸亥（1743年）十二月，迄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闰六月，历时73年。共编纂“初编、续编、三编”三部，收录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中期近两千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作品7757件，记述了清初统治者对书画名作的收藏、鉴赏与保管状况。

藏艺之书 《石渠宝笈》与宫廷鉴藏

书面经典传世殊为不易。中国古代的宫廷鉴藏以国家政权之力实现了对艺术遗产的集中保护与整理，鉴定真伪、装裱修补、复制摹拓、题署签押，

《石渠宝笈》鉴定风格之观察 以晋唐五代作品为中心

中国古代书画著录的发展经历了以品评为主，至品赏与目录式整理兼而有之，再到明清时期鉴定真伪、保留藏品信息为主，区分高下优劣为辅的综合性著作的过程。每一阶段的发展，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鉴定技术的进步作为支撑。分析《石渠宝笈》内部系统在鉴定风格上的转圆和新风向，可窥清代鉴定方法之大貌。

《石渠宝笈》藏品的聚散及发现与回归

《石渠宝笈初编》有别于其他著录处,是对历朝名家作品以真赝、摹临及艺术水准分为上等或次等。上等者对其材质、尺寸、款识、题跋等著录甚详,并附有编者的考证,次等者则所记较略。编者的态度甚为分明。说起编者的态度,我相信在初编时期,不论是石渠馆臣还是乾隆本人,都曾努力遵循着乾隆在上谕中指出的先要"详加别白",再定作品等级的基本原则。

结合《石渠宝笈》凡例内容谈博物馆学与考古学、文物学、艺术史的关系

在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端较晚,其本质上更偏向于管理学。鉴于博物馆学诞生于人文学科背景下,其在保持与发展自身学科属性的同时,又与考古学、文物学、艺术史等人文学科关系密切,因而存在颇多学术交集。该文从博物馆藏品收集整理、贮藏与分类、研究与保护等方面,结合《石渠宝笈》凡例部分内容,探究博物馆学与考古学、文物学、艺术史之间的关系。

合璧连珠:《石渠宝笈》著录吴伟《洗兵图》鉴藏考

《石渠宝笈》著录吴伟《洗兵图》卷现分别收藏存故宫和广东省博物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洗兵图》的鉴藏及相关问题。此卷的鉴藏流传过程,折射出明清以来书画收藏的流变及其所经历的世纪沧桑。

《石渠宝笈》文人画跋功能略论

文人画的跋位于题、款、记、印之后,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表达对文人画、题款、题记以及印文的感受,它在画外另外书写并与文人画装裱在一起,成为文人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画跋具有描写、叙事、抒情、议论等多种文学功能。本文主要从描写、言情、评辨等三个方面对《石渠宝笈》文人画跋功能作出论述。

《石渠宝笈》著录女画家作品辨伪

《石渠宝笈》是清乾隆、嘉庆两朝皇帝谕敕编纂的大型以书画为主的著录文献,由于各种原因,所著录作品并非都是真品,其中10位女画家的49件(套)作品即真伪混杂。本文利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通过款识、印章、画风等对《石渠宝笈》中的马守真、杨婕妤、管道升作品进行辨别考证,指出马氏的《画兰》卷、杨氏的《百花图》卷以及管氏的《竹溪览胜》轴、《画茄》轴、《竹石》轴等皆是伪作,从而为科学认知清宫藏品和古代女画家作品提供参考。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之编纂及版本情况考述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一部著录清代宫廷收藏书画的巨著,对书画鉴藏及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征引史料,对其编纂人员、编纂过程、编纂体例及版本情况详作考述,并讨论了《石渠宝笈》初编版本和内容的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