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时期诗论《补闲集》与《破闲集》比较

高丽时期是朝鲜古代汉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朝鲜诗话也出现于此时。这里重点研究高丽时期的诗话集《补闲集》,将之与《破闲集》进行比较,从中窥探朝鲜古代诗学思想的早期构建。分析发现《补闲集》中收录的作家和诗作在数量上远多于《破闲集》,所反映的文学批评观点也更加客观和系统,同时在欧阳修《归田录》的影响下添加了"笑谈"和"国史补"要素,兼具文学意义和史料价值,是一部接受并融合了本国传统和外国文学的著作。

李仁老《破闲集》佛禅蕴涵探析

李仁老一生文学创作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作品数量众多。由于时代和自身经历的原因,其诗话《破闲集》多叙与僧侣交往和佛门之事,所记之景不仅有清幽静寂的禅境且借此生发的尘外之想,又有恬淡安适之境。作者借回首往事抒发对时光流逝、人生如梦的感慨。

從《破閑集》看朝鮮高麗朝中後期的文學生態

《破閑集》作爲朝鮮首部'詩話',歷來是詩話研究的重點。目前中外學界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與中國詩話的淵源和比較,以及自身詩學體系、審美特徵與影響上。然而《破閑集》不僅是研究朝鮮古代文論的重要資料,也是李仁老對其所處時代社會狀況和自然環境的真實記録,有補史之效,具有明顯的史傳叙事傳統,其目的是使當時文壇的詩歌、詩事、趣聞、文人的言行得以保存~①。所記録的詩人以高麗朝中後期爲主。

从民族文学自觉意识视角看《破闲集》对徐居正的影响

李仁老所著《破闲集》是具有民族文学自觉意识的韩国诗话开山之作,对徐居正遴选《东文选》和撰写《东人诗话》产生深远影响,在韩国古代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朝、日首部诗话的隐逸观差异——以“评陶”视角为中心

《破闲集》与《济北诗语》分别是朝、日历史上首部诗话,两者的隐逸观存在一定差异。《破闲集》体现了“尚隐”倾向,主要表现为“慕陶”情结及对本土隐士之诗的推崇。《济北诗话》则以“傲吏”为核心,通过“贬陶”,侧面体现作者对隐逸行为的不赞同。这种差异的出现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社会背景有异,同处乱世的共情使李仁老对以陶渊明为首的隐士群体更具同理心,而地理环境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则导致虎关师炼在解读陶诗时缺少文化弹性;其二由于作者思想有异,李仁老受到儒家隐逸思想的影响,将隐逸看作躲避黑暗现实的手段,虎关师炼则强调贤臣的价值,追求“学道忧世、匡君救民”的诗言志精神,同时因世俗权力对五山僧侣的桎梏,虎关师炼对以陶渊明为首的隐逸行为的贬斥也出于对天皇和幕府双重政治因素的考量。

朝、日首部诗话对杜甫诗学思想的接受差异及成因

随着宋诗学在朝、日两国的传播与发展,域外文坛风气发生变化,由宗白之风向杜甫倾斜。作为两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话学著作,《破闲集》接受了杜诗尚炼琢与无迹用事的特点,追求“了无斧凿之痕”的精妙诗法观;《济北诗话》则沿袭了杜甫诗思、格律并举的整体美学观,在此基础上探讨“尽美尽善”的标准,同时以“活法”评鉴杜甫诗文。比较而言,两者虽皆从杜诗中汲取了养分,但李仁老兼具史官精神,从后世学诗者的立场总结归纳杜甫诗法,而虎关师炼则以域外批评家的视角创作了一部面向唐宋诗人的他国诗话,这种差别不仅因创作视野有异之故,同时与两者所秉持的作家论及地域、时代有关。